选择适合生息繁衍的居住地，是古人生产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家证实，人类最初的居住地多选择在盆地、冲积扇平原、河阶台地、两河交汇处、湖中砂地、海滨等“山环水抱”之地，即向阳、避风、近水、物产丰富，能够提供人类生存所需的食物、土地、水、柴禾等人类生活必需品的地方。随着古人选择居住地经验的积累和丰富，他们将这些经验逐渐归纳为一门学科——风水。

风水起源于人类早期的择地而居，形成于汉晋之际，成熟于唐、宋、元，明清时期日臻完善，清康熙朝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清乾隆朝编辑的《四库全书》，都将风水视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风水术在中国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其大体发展过程有两种划分法。一种是按断代划分，则可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明清、当代。一种是按照知识含量划分，可分为本能阶段、经验阶段、知识阶段、学说及派系形成阶段。

一、断代风水发展简史

1.先秦——风水术之孕育

先秦时代，真正的风水术尚未产生，但类似风水术的相地行为已经普遍存在。原始人类狩猎时期，出现了与风水术相关的相地知识，为后来风水术的产生提供了前提。

早期原始社会，原始部落以渔猎、采集食物为生，多选择食物丰富、温暖避风的地方居住。《易经·系辞下》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墨子•辞过》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陵阜，河流的台阶地带。《墨子·节用》曰：“古人因丘陵掘穴而处。”许多考古遗址都在靠近水边的突破上发现。先民生活在这样的地带，便于取水，又能躲避洪水的威胁，也可以躲避风雨日晒等，此乃风水学近水而居原则的雏形。

考古发现距今约18000余的北京山顶洞人，就住在自然形成的山洞里，该洞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当时的北京袁人将洞分为上室、下室、下窖三部分。上室位于洞穴东半部，面积约11m2，较宽敞，地势较高，适宜生人居住。下室位于洞穴西半部，地势稍低，有完整的残骸遗存，而在人体残骸周围撇有象征生命力，献血之红色的赤铁矿粉末的痕迹。下窖地势比下室更低，南北约3m,东西约1m，是一条南北向的深沟，这里有丢弃的许多动物骨骸。从这三个洞的功能区分来看，山顶洞人对生人与死人的居住是分区处理的。生人在上，死人在下，生人居东，死人居西，但对死者残骸并非随意处置，从残骸周围撇的赤铁矿粉来看，山顶洞人对死者带有感情色彩的成分，这在后世中国风水文化中就形成了“事死如事生”的思想。

我国古代还有一个巢居时代，上古人类少而禽兽多，人类居住在地面上，经常遭受禽兽的攻击，每时每刻都存在着伤亡危险，这时候有巢氏出现了，传说他出生在九嶷山以南的苍梧，曾经游过仙山，经仙人指点而有了异乎寻常的智慧，受到鸟类在树上筑巢的启发，发明了巢居。教导人们用树枝和藤条在高达的树干上建造房屋，房屋的四壁和屋顶都用树枝遮挡得严严实实，既可挡风避雨，又可防止禽兽的攻击，人们从此不再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因此，有巢氏被人们推举为部落酋长，各部落一致推举他为总首领，尊称他为巢皇，即部落联盟总部的大酋长。

《庄子·盗跖》曰：“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孟子》曰：“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窑。”《韩非子·五蠹》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这一传说，反映了我国原始时代由穴居进入巢居的情况。

浙江余姚河姆渡发掘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聚落遗址，遗存了许多较完整的原始巢居。进而，又根据大量已发掘的河姆渡文化遗迹得到证明，中国长江中下游一带原始先民的巢居方式大约经历了单株树巢——多株树巢——干阑巢居——穿斗式地面房舍的发展阶段。

洞居、巢居之外，还有穴居的形式。半坡遗址是中国原始半地穴式穴居的典型代表。半坡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灞桥区河东岸，是黄河流域一处典型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距今约6000年左右，现存遗址面积约5万m2，半坡居民住的房屋大多是半地穴式的。

地穴呈方形或圆形，其建造方法是，先在地面挖掘50～80cm深度不等的穴，然后用木桩密布于穴壁四周，再在其上端覆盖人字形屋顶，组成半米高的草棚，用枝叶和藤蔓在桩间编结成壁体以御寒、挡风、遮雨，又用草和泥抹平壁体及顶盖的缝隙，开一扇低矮的门便于出入，在草棚下挖一个浅坑即穴，坑底铺上草泥土或胶泥，以防潮，利于水面。这种住宅的舒适度要远远超过先前的岩洞或递交式的穴，半坡村由居住区、制陶作坊区和公共目的三部分组成。发现房屋46座，居住区周围有壕沟围绕，可以防野兽的侵害。居住区中央有长方形大屋，应当是氏族集体活动的场所。半坡村成人死后埋入公共目的。考古学家通过对大量仰韶文化遗址的翔实考察，尤其是对半坡遗址发掘的13畜聚落群的研究，梳理出一个非常清晰的“穴居序列”，即自然洞穴——横穴——半横穴——竖穴——半地穴——原始地面房舍，这样一个极为缓慢而复杂的演变过程。

半坡遗址半地穴式房屋反映的是当时我国北方地理环境下的居住特色，而南方长江流域则采用了干阑式的房屋，在距今6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里就有这种干阑式房屋，干阑屋将大树树干埋入地下做支架，在支架上盖草，房屋一般建在背山面水、阳光明媚的地方。因为长江流域高温多于，春夏之交潮湿异常，所以古人采用了干阑式房屋以避潮。因此，《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三国时吴国人项峻的《始学编》称：“上古皆穴处，有圣人出，教之巢居，今南方巢居，北方穴处，古之遗俗也！”

半地穴式房屋有一半在土里，因为北方寒冷。干阑式房屋在房子下面由栏杆制成，因为南方潮湿，如果房屋在地上，会进水，而且栏杆里面还可以养猪。主要是因为地域和气候不同，一个在土中，一个在地上。

浐河右岸台阶地带的新石器时代半坡遗址，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冬暖夏凉，此乃风水术提倡的“子山午向”原则。

考古发现的遗址都有共同的特点：地势偏高，即取坡度台阶地；地点选在河床边；土质干燥；地基坚实；水源充足；水质纯净；交通便利；四周必须有林木。一个部落的居住地往往要经过相地和占卜后才能获得。这些条件都是后来的风水学说追求的目标。

进入阶级社会后，相地知识逐渐丰富。甲骨文的卜辞、《诗经》、《尚书•禹贡》、《山海经》、《管子》、《周礼》等著作都记载了一些与相地术有关的知识或方法，其中《周礼•司徒》记载了与风水密切相关的“土宜法”：“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意思是说，以各种土地适宜于各类人民、鸟兽、草木的法则，辨别十二土地区域中各物名号，占视人民的居处，知道趋利避害，使人民旺盛，使鸟兽繁殖，使草木生长。林尹在《周礼今注今译》中解释说，“十二土，古王者封国时应天上星宿之位分为十二……按：十二谓应天上星而分之十二土地区域也。”这种方法被后世的风水学继承并发扬光大，即将天上的十二次与地面区域相对应，划分十二区域，作为判断吉凶的依据。

商人笃信上帝，每遇军国大事必通过占卜请示上帝，由上帝决断。占卜在商人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上至军国大事，下至日常琐事，都要通过占卜决策，择居时进行占卜是其中的一详重要内容。后来司马迁在《史记·龟策列传》中云：“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又说：“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

商人用龟卜来择居，古时成为卜宅或卜居。甲骨文中能找到大量与卜宅活动有关的卜辞，如卜问在某土作新邑是否合适，上帝是否营运等。

甲骨文中的宫、室、安等字均用“宀”。《说文》曰：“宀，交覆深屋也，象形。”

修筑新的城邑，卜辞叫“乍（作）邑”，卜辞中遗留了大量“乍（作）邑”的占卜记录，如：

子卜，宾贞：我乍（作）邑？（《乙》五八三）

壬寅卜，谷贞；我作邑？（《京》一六0四）

这两则卜辞都是卜问：可以兴建城邑不？

辛卯卜，谷贞；基方作部，其诺。（《谷》一二一）

意即在基方这里修筑城郭，上帝会赞同不？

己卯卜，争贞：王乍（作）邑，帝若（诺）？我从，之（兹）唐。（《乙》五七0）

此则卜辞表明商王要修建新的城邑，卜问城址建在何处妥当，上帝统一不统一，验辞表示应建在唐（地名），于是，“我从，之（兹）唐”，即我愿听从上帝的明示，将新城建在唐这个地方。

又如：商王欲在鹿（地名）之东北修造城邑，反复多次卜问是否可行，卜辞载：

己亥卜，丙贞：王（有）石才（在）鹿北东，乍（作）邑于之（兹）？（《乙》三二一二）

商一流下来的这些占卜建筑的记载，为我们研究商人卜宅的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如果说商人是卜宅，那么，周人则为相宅。周人相宅活动最为典型的是公刘相豳。公刘是周朝发祥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风水史上的重要任务。《史记·周本纪》曰：“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

公刘修后稷之业，务耕种，使民有畜积，民赖其庆。他还善于观察土地的肥沃成都。《诗经·生民》叙述了公刘率领周族人离开邰地，迁都于豳（邠，今陕西旬邑县内），为周人日益兴盛奠定了基础。

《诗经·大雅·公刘》称颂道：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上文的意思是说：好心的公刘，看准了这块地。人民越聚越多，个个都觉得满意，没有一个人叹气。他一会儿上山冈，一会儿下平地。腰里载着啥东西？原来是美丽的玉石，装饰刀鞘的头和尾。

好心的公刘，走向众水泉，观看广大的平原。他登上南冈，发现了叫做京的地方。就在京邑的旷地，长住的安了身，寄居的有了房。到处有谈笑，到处闹嚷嚷。

好心的公刘，在京邑安家停当。臣僚们走下来严肃安详。叫他们就竹席、就矮几，身靠矮几坐席上，次序分明列成行。把猪赶出圈，用瓢舀酒浆，让大家有吃又有喝，做大家的君主和族长。

好心的公刘，开辟土地宽又长，观测日影上高冈，勘察山南和山北，看看流泉去哪方。成立三军轮班用，洼地平地都丈量，开出田地产食粮，丈量展到山西方，豳人的土地真宽广。

此诗称颂公刘不辞劳苦，相土尝水，观察山川，相其阴阳，选在歧山之下的豳建立家园，使周族富强起来。这里公刘“陟”即爬山实地观察，“胥”、“相”、“瞻”、“观”即远观近察，反复对比；度即实地勘测度量；加上“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这实际上相当于后来风水形法家相地步骤——寻龙、察砂、观水、点穴。

公刘率周族人在豳地努力耕作，加之居在风水宝地，周族后来果然日益繁盛起来了，周族也在此地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至古公亶父时，因环境的变迁和戎狄的侵扰，才不得不迁与周原。

古公率族人迁居岐山（在今陕西）下的周原。周原土地肥美，适于农耕古公在那里营建城郭，划分邑落，修筑寨堡和神庙，建筑房屋，使周族人不再在窑洞居住，彻底改善了人们的居住环境。他还大力发展农耕经济，使周族强盛起来。他还大力发展农耕经济，使周族强盛起来，邻居的部族也纷纷归属。

全书叙述了中国风水从古代萌芽、发展到近代的风水门类流派纷呈，大部份风水流派逐渐误入江湖化的全过程。文章概述了各类风水流派的主旨和理论观点以及它们的异同。重点介绍了东晋郭璞、唐代杨益（筠松）的具有唯物辨证思想的风水观、理论依据及其典籍。作者还就如何历史地看待中国风水的问题作了较为正确、科学的论述。本书作为读者了解、研究中国风水的发展及其主要文史典籍，不失是一篇导读的好文章。

第一章    中国风水的萌芽

第一节    原始风水

据传我国远古是有巢氏发明了巢居，轩辕氏发明了穴居。巢居是人们依树而居的方式。这种树居的方式在地势低洼和气候湿热地区或季节是广泛使用的，后来发展为干栏居。直到今天，仍有不少的民族和地区在使用这种居住方式，如非洲、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以及我国的西南地区。而在地势高亢或寒冷的地区或季节，原始人类则选择天然洞穴作为他们的栖身之地。这已为考古学所证明了的，如北京猿人、山顶洞人、广东马坝人等均是依洞而栖的。正所谓古人云：“夏则居橧巢，冬则居营窟”。

原始社会的人类，为了抗御外来自然界的侵袭，如野兽的袭击，气候寒暑等，而择居于树上或山洞。这种择居条件，除考虑树木是否牢固，土洞会不会塌方的安全以外，可能也会考虑到阳光的照射、气候的变化、位置的适宜、通风采光等等。这种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观点，就是中国风水的原始观点，即是中国原始风水术。巢居树上或栖居山洞的实施，如树上的造巢或山洞除去杂草污泥等，可以说就是我国建筑工程或者是建筑学的开始，这一漫长时间的风水，可称为中国的原始风水，或原始建筑。

第二节   氏族风水

大约到6、7千年前，人类已发展到氏族社会，人们过着母系氏族群居生活，由原来的动荡不定的游牧、采集、渔猎的生活，发展到相对稳定的农耕生产生活，为了生活和生产劳动的便利，也就必须择地而居。仰韶文化的氏族村落都分布在河流两岸的黄土台地上。著名的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村落遗址，就坐落在一块面临浐河的台地上，南依白鹿原，白鹿原林木茂密，浐河河水清澈，人们在这里劳动生产，安居乐业。这个遗址有1万多平方米，由居住区、制陶作坊和公共墓地组成，是一个大型的氏族聚落。稍后的龙山文化也大多选择在近水向阳的台地上营建氏族聚落。这种择地的标准或要求，如依山傍水，蔽风朝阳等，就是群居风水，或称为氏族风水。

我国考古学家就是根据“依山傍水朝阳”这一风水观点，首次在河北省武安县发掘出磁山遗址。相继在河南省新郑县发掘季冈遗址。……在江西省赣南地区发现的石器时代的村落遗址就有四、五处之多。

第二章   中国风水的发展

第一节    开创于炎黄时期（公元前2697年-公元前2365年）的发明

据传，黄帝战蚩尤就已经制造了指南车。唐代王瓘《轩辕本纪》称：“黄帝始划野分州，有青乌子善相地理。”因此，在黄帝时期（公元前2697年－前2598年）不但有可利用来定方向的指南车，有了地理术，而且还有了相地师青乌子。这些事实虽然不很可靠，但说明中国风水是萌芽得早很早的。

一、 历法的产生

根据历法资料，据传天皇氏创干支，伏羲氏作甲历，黄帝氏命大桡作甲子，太昊氏（公元前2697年－公元前2598年）设历正，颛顼氏（公元前2513年－公元前2436年）作新历，帝尧氏（公元前2357年－公元前2256年）命羲和敬授人时，期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定四时而成岁。迄至夏禹（公元前2205年－公元前1786年）元年丙子（公元前2205年），即颁夏历于邦国，为我国民用历（阴阳合历）的开始。亦即中国风水日家之萌芽。自黄帝迄夏禹，为时已四百七十四年。

二、 阴阳五行的产生

距今四千八百余年前的伏羲氏王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伏羲氏遂则其文以画先天八卦。其文为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

到夏禹时，据《辞源》载：“大禹治水，理龟负文列于背，其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畴；其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而五居中。按《汉书·五行志》言，《周书·洪范篇》载：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

据《协纪》称“六经论五行者，始见于《尚书·洪范》，曰：五行者，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大禹谟》曰：水火木金土，谷维修其源，起于河图洛书数。盖河图之一六，水也。二七，火也。三八，木也。四九，金也。五十，土也。在图则左旋而相生，在书则右旋而相克也……

由此观之，阴阳五行到夏禹治水时即已产生了。自伏羲氏画八卦至夏禹为时二千二百余年。

按：《尚书》为世界最古之史记，至秦始皇焚书坑儒已亡迭。后来东汉章帝（公元76－公元88年）时，鲁王坏孔子旧居，于壁中得简《尚书》，皆科斗文。（科斗文系周代古文）号为古文《尚书》。因此阴阳五行在周代前已有，是没有问题的。

三、 土圭的产生

中国航海航空的罗盘，源于中国风水罗盘，而风水罗盘是源于土圭，因而土圭就是中国罗盘的始祖。产生土圭的确切年代，也是无法考证的，仅能在《周礼》里面，找一点资料。《周礼》是周公旦居以后（公元前1115年以后）年作，也算得上很古了。

《周礼·考工记》载：“匠人建国，水地以悬，置垫以悬，视以景，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考之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就是在水平地的中央竖一根与地平面垂直的木杆，从日出到日没，天天的连续观影。并在平面做上纪录，至日影吻合为止，周而复始，得出日影规律，然后根据日景规律制造成土圭，这种土圭，后来成为定时的日晷。在民国年间，没有广播电视时，还用日晷定午时放午炮。

《周礼》还载：“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还载：“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可见当时的土圭，非但是依靠日景可以定方定时，而且还用以封国测土地和相宅。

这种土圭的盘面注记在圆周上均分十二份，分别依序注记十二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在圆周的圆心竖一根与盘面垂直的直杆。在有太阳照射的时候，观日影以正方定时。这是中国风水罗盘的萌芽。

自此，中国风水的日家理论和阴阳五行理论，以及实践的工具——中国风水罗盘，即中国风水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从此就建立起来了。

第二节    龟卜、卜筮与相宅相墓

一、殷商（公元前1783年-公元前1135年）的龟卜

占卜活动当起始于蒙昧时期的原始社会，即原始风水时期，到殷商（公元前1783年—公元前1135年）时代就已经有了较完善的制度。据殷墟甲骨和有关资料记载，在殷商时期主要是指龟卜，即是用火灼龟甲以取兆，从《周礼》记载看来，龟卜非但用于中国风水的卜宅，而且是当时的主要国事，如“凡国大员，卜立君，卜大封，则高作龟。大祭祀，则高命龟。凡小事淮卜，大迁，大师，则占龟。凡旅，陈龟。凡丧事，命龟。”

龟卜，即是取火灼龟甲，视其所灼列迹以取兆，是一种具体的直观以象面示人。现存的独有的代表作，是汉代司马迁著的《龟策列传》。

对甲骨文的研究表明，其中有大量的关于建筑的卜辞，如作邑、作宗庙、作宫室、作墉等等。作邑就是筑城，商代甲骨卜辞中就有不少作邑的记载：

己卯卜，争贞：王作邑，帝若，我从，兹唐。（《乙》570）

庚午卜，丙贞：王勿作邑在兹，帝若？

贞：王作邑，帝若？八月。（《丙》86）

文中“争”、“丙”是占卜者的名，“贞”是问的意思，“若”意为顺，表示允许。这是殷王要修建城邑而卜问以定吉凶之辞。

二、 周代（元前1134年-元前247年）的卜筮

迄至周代（公元前1134年－公元前247年），周文王根据伏羲以仰观俯察象形大自然所创画的先天八卦为体，创造了后天八卦，并作《易经》，孔子作了《易传》。据司马迁《史记》记载：“文王拘吴里而演《周易》。孔子晚年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自此，中国风水的卜宅，由龟卜渐次转化为卜筮。

所谓筮，《说文》云：“筮，易卦用蓍也”，即卜卦用的蓍草。卜筮，即是用卜数蓍草的数据推演所得卦的卦象卦爻辞来推断吉凶。这种筮法，与龟卜是不相同的。龟卜可以直观龟甲灼列的现象而定吉凶，筮卜是依据籍草数据，通过得卦的卦象卦爻辞的解释来定吉凶，即是《周易》的卜卦。

周承殷制，周人营邑亦是占卜而定，《书经·周书·召诰》记载：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丰。惟太保先周上相宅，越若来，三月。唯丙午出，越三日，太保朝至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

是说周成王于二月二十一日早晨，自镐京来到丰后，太保召公在周公之前先行到洛勘察，至下月初召公又来到洛，占卜得吉，并开始营建洛邑。周公（文王之子，名旦）卜洛，相宅于湹涧之间，成为中国卜宅风水的典模。在洛阳附近考古工作者已发现多处商周宫殿建筑遗址。

我国最早的卜筮专著是《周易》，据司马迁《史记》载，其作者大体是周文王作《易经》，孔子作《易传》，或者此二人是《经》、《传》的编撰整理者。其次是朱熹撰《周易本义》。

三、 秦汉（公元前246年-公元219年）的相宅相墓

秦汉（公元前246年-公元219年）时期的术数也是萌芽于原始社会，至夏商周三代，就已定型，《周礼·春官》说的：“大卜掌三易之法，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连山》是夏代的易学，象征山之出云，连绵不绝，由艮卦开始，应当是游牧时代产物，在草原观看天象而创《连山》。《归藏》是殷商的易学，象征万物莫不归藏其中，由坤卦起，当是以农业为主时代的产物，观生产物象而造《归藏》。《周易》为周文王造《易》，孔子作《传》是周代的易学，象征天地之象，天人关系，由乾坤二卦开始，已有上下尊卑六亲之序，是过渡到文明时代的产物，其中包括了天地人三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而《连山》、《归藏》早已失传，近代风水罗盘注记的《连山》和《归藏》，只有卦象而无文字，在运用上与《周易》分工，一为分金，一为消砂纳水，一为日家。

《周易》是我国自古迄今保存下来一部最完整的易学经典。其实早在汉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杨雄，仿《周易》占法，创立了《太玄经》，司马光曾为之作序。正如司马光《读玄》云：“或曰：《易》之法与《玄》异，杨子不遵《易》而自为之制，安在其赞《易》乎？且如与《易》同道，则既有《易》矣，何以玄为？。”因而不为世人所择。《周易》的发展，迄今三千余年来一直是直线型向广而深的发展着。汉代的京房（本姓李，字君明）创《京房易》，即为易学中著名的一派，给《周易》渗入纳甲。迄今风水界、命理界、卜卦界广泛采用。《周易》在《中国丛书综录》中收录的《易》类书，就多达九百余种。

秦汉（公元前246年－公元219年）时期，为中国风水术的形成时期。中国风水由卜宅转化为相宅相墓的风水术，是从《周易》，即后天八卦的爻变，产生《八宅》风水术。其中分东西各四宅的八宅法和五音相宅。八宅法，从汉代风水大师王充撰《论衡·四讳篇》就可看出。其云：“夫之四面皆地也，三面不谓之凶，盖西面独谓之不祥，何哉？”五音相宅，从宋·范晔撰《后汉书·艺文志》也可看出。其云：“宅有八术，以六甲名教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遇祸……故商家门不宜南向，徵家门不宜北向，则商南方火也。徵，北方水也。水胜火，火灭金，五行之气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门有宜向，向得其宜，富贵吉昌。向失其宜，贫贱衰耗”。

关于风水书的著作，据明代徐善继撰《人事须知》载：秦有隐君子体易撰《青囊经》,陈博注释。青乌子撰《青乌经》，汉朱桃仙撰《搜山记》，留侯张子房撰《赤霆经》，王充撰《论衡》，无名氏《狐首经》……。《宋史·艺文志》载：署名的有朱仙桃撰《地理赞》一卷，王澄撰《二宅心鉴》三卷，未署名的有《黄帝八宅经》一卷、《五音地理经诀》十卷、《行年起造九星图》一卷和《二宅赋》一卷。

随着中国风水的发展，风水术使用的工具中国罗盘也随着发展。由原来的日景方位的十二支土圭，改进为天盘八干四维，地盘十二支的天地双盘，天圆地方的司南，由日照方位改为有磁性的汤匙形指南（北）针。从此，相宅相墓就毋须依靠日照了，白天黑夜都可以定向。

日家在上古无论是造或葬是不择日的。《四库全书·御定星历考原·提要》说“……考古者，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其日用卜，不用择……。”随着由卜宅进而为相宅时，日家也随之发展为六壬术，因而中国罗盘也随之由司南进而为六壬盘。考古学家发掘的汉代司南和六壬盘，即是见证。

第三章   东晋（公元317年-419年）

创立科学风水学

第一节   郭璞（公元279年-公元324年）

撰写《葬书·原著》

八宅风水术，在汉代遭到社会人士的的谴责，特别是王充《论衡》中《四讳篇》的批判而中的。至魏晋（公元220年-公元419年）时期这种乘星气的八宅风水术，便已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郭璞《葬书》乘生气风水术。也是古代科学风水术的形成期。

郭璞为东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训诂学家。他是一位奇才。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显著的地位。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八王之乱”爆发。公元306匈奴贵族刘渊作乱，公元317年晋元帝仓皇南渡，建立东晋。郭璞身逢其时，为元帝所重，任著作佐郎，后迁尚书郎。早年即有许多诗赋闻诸诗坛。所作《尔雅注》、《尔雅音》、《尔雅图》、《尔雅图赞》等，集《尔雅》学之大成。另还著有《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等传世之作。王室南渡后，他十分关心国家命运，关注现实人生，深感世路坎坷而祸福难测，又目睹晋室争权夺利，不思北伐。伤时叹逝，仙思渺茫，乃作《游仙》十四首以咏怀，表达他深沉执著的爱国情感和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游仙》的表现形式与展示的吏治清明，富强国家的政治抱负不逊于屈原之《离骚》。所写仙境意象鲜明，幻而似真，笔势跌宕，造语新奇。《仙游》是郭璞的代表作。后世唐代李白的《古风》与李贺的《梦天》等名诗，乃传承《诗仙》的精神与风格之佳作。郭璞《幽思篇》中“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饱含哲理的名句，玄对山水，澄怀观道，颇有超越红尘，高天流云般的襟怀。预示着后来晋宋山水田园诗的兴起。晋末著名诗人陶渊明的归耕田园诗，便已把田园山水纳入了文学审美的视野，开辟了文学新题材的园地。他所作《山海经注》，其内容主要为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保存了不少远古神话传说，对古代的历史地理，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记叙和考究很有学术价值，其中风物记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之一。

据史载，郭璞曾受河东郭公《青囊经》九卷，由是洞之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所占多奇验，他集历代中国风水之大成，废除了八宅风水术，承继了《狐首经》和《青囊经》，撰写具有古代科学思想的《葬书》、《玉照定真经》等书。由是，奠定了中国风水——葬乘生气的理论基础。使其成为风水名家，受后世风水界的推崇，被尊称为东晋后历代中国风水的鼻祖。后王敦欲谋反时，命其卜筮，由于说其必败被杀，时年48岁。郭璞《葬书》，被皇朝收为“禁中御函秘书”，于皇宫内使用。

据《辞源》载：“郭璞，晋·闻喜（山西境）人，字景纯，博学有高才，词赋为东晋之冠，尤妙于阴阳历算五行卜筮之术，所占多奇验，其文学几为术数所掩，所著书有《尔雅注》、《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楚词注》、《子虚子林赋注》数十万言，后为王敦所杀”

郭璞在当时的影响很大，朝野都很相信风水。据《晋书·郭璞传》记载：“璞以母忧去职，卜葬地于暨阳，去水百步许。人以近水为言，璞曰：当即为陆矣。其后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

璞尝为人葬，帝微服往视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此法当灭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耳，帝甚异之。

《晋书·周访传》初陶侃（陶渊明祖父）微时，艰将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过一老父谓曰：“前见一牛眠于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当世出二千石”。言旋不见。侃寻牛得之，因葬其处。以所指别山与访，访父氏葬焉。果为刺史，著称宁益，自访以下三世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又《晋书·传》有善相墓者，言佑祖墓有帝王气，若凿之则无后。佑遂凿之，相者见曰：犹出折臂三公。而佑竟堕马折臂，位至三公而无子。

像上述朝野崇信风水的事例，《古今图书集成·堪舆名流列传》里记载了许多，民间对阴宅风水信念的情况，就可见一斑了。

第二节  《葬书·原著》的主要内容

郭璞《葬书·原著》说：“葬者（阴宅），藏也，乘生气也。” 杨益风水的主旨就是乘生气。

什么是生气呢？《葬书·原著》说：“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谓之生气。”又说：“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又说：“五土四备，土者气之母，有土斯有气。气者，水之母，有气斯有水。”又云“土行气行，物因以生。”

这就说明了生气是阴阳气，它是发生、发展、运动变化（行乎）于地（球）中，噫噎出来就成为风，上升太空即为云，降下来就是雨。

它的素质是“五土四备”，所谓五土，是古人把所有元素（包括没有发现的在内），归纳为金、木、水、火、土五类（五土），在时间上，是春夏秋冬四季恒有。在空间上，是东南西北四方（四备）普遍存在。因而它的内在对立面是土和水（土生气，气生水），即是其它元素和水。它的功能是“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即运动变化于地（球）中发而产生世界万物，即地球世界的万物都是生气所生的，地球世界，就是生气的世界。

生万物的过程是元素发生变化（土行），生气随之发生变化（气行），世界万物就因此而产生（物因以生）。

这就是所谓生气比较完整的概念。

如何乘生气呢？

首先就是通过勘察手段以理解生气的发生、发展、运动变化情况，采取必要的方法和措施，适当利用和改造生气为我（阴阳宅）服务。就是采取杨救贫风水的方法和措施（建筑工程）。

《葬书·原著》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因为水为生气所生，故而有水即表明生气旺盛。水源长流量大，与生气的旺盛是成正比的。藏风，不是社会“风水”先生所谓的蔽风，而是收藏内在生气不噫噎而成风。即《藏书·原著》说的“外藏八风”，使内在生气不从四面八方外噫。而“聚之使不散”。

对内气（内在条件，内因）的要求，《葬书·原著》说：“积止聚冲，阴和阳工。土厚水深，郁草茂林。土欲细而坚，润而不泽，裁肪切玉，备具五色（五类俱全，即所有元素）”……。对内气的主要意思是说俱备所需的所有元素，不要使其外噫而为风。内在其它元素和水趋于统一（积止、阴和）生物，而展开新的对立斗争（聚冲、阳工）以作用于阴阳宅。

对外气（外在条件、外因），《葬书·原著》说：“势如万马，自天而下；势如巨浪，重岭叠嶂；势如降龙，水绕云从。……”。“形如燕巢，形如侧垒，形如覆釜，形如植冠……。”以及“以水为朱雀（堂气即外气）者，衰旺系乎形应，忌乎湍急。源于生气，派于未盛，朝于大旺，泽于将衰，流于囚谢，以返不绝。法每一折，储而后泄，洋洋悠悠，顾我欲留，其来无源，其去无流。”《玉尺经》也说：“居于四维之地，或六秀之方，欲尖齐高耸，君子可以求官；低小方园，土庶亦应致富。”“沐浴本带桃花，悠扬清沏，女反贞贤”……。外气（堂气）除重于“势猛形昂，得水为上”外，尤重于自然景观。

《葬书·原著》还说：“外气所以聚内气，过水所以止来龙。”“外气横行，内气止生。”“外无以聚内，气散于地中。” “沐浴本带桃花，悠扬清沏，女反贞贤。”可见杨益风水在吉凶判断时不是先入为主,而是根据客观景观状况进行辨证论断。

第四章    科学与玄学分道扬镳

第一节 唐末杨益（公元840年-906年）授徒传术

李定信《中国风水发展简史》杨益，字筠松，号救贫（另有称号叔茂）。经考，杨公生于公元834年，卒于公元904年。杨公天资聪慧，少年悟性异常。公元854年，年方二十岁时登科第入仕为士。唐僖宗时，官至朝廷金紫光禄大夫，掌灵台地理，主管宫廷建筑、重要寺庙的规划布局，以及天象观察、皇族祭祀等职。公元875年黄巢兵起，880年京都长安陷落。为避兵祸，杨公私携御库秘籍《郭璞·葬书（禁中玉函秘书）》逃离长安。辗转奔波，南逃至虔州府辖崇贤里（今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境内），寄宿黄禅寺。始收徒讲学。杨公潜心二十余年，研究、发展、实践并传授堪舆秘术，匡真扬善，救贫扶弱，德艺双馨，声名鹊起，遐迩闻名，故能流芳千古，佳誉永驻。杨公70岁时病逝于虔州，葬虔州于中药口（今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宽田乡）。现今花岗石墓碑仍清晰可辨。《宋史·艺文志》、《人子须知》等著作中，均称杨公为今赣州人，此观点较为可靠。

风水理论著作方面：据《人子须知》载，杨公著书有：《疑龙经》、《撼龙经》、《画夹图》、《四大穴法》、《立锥赋》、《拔砂图》、《胎腹经》、《望龙经》、《倒杖法》九部；据《四库术数丛书·（九）》载杨公著书有，《疑龙经》、《撼龙经》、《葬法倒杖》、《青囊奥语》、《天玉经》五部；其它风水书中关于杨公风水理论著作的记载颇多。经考，最可靠为杨筠松所著的至少有《青囊奥语》、《天玉经》、《玉尺经》三部。

经考，今历史文化名城赣州市的自唐代以来的城市古建筑，如城墙、城门、寺庙、官府遗址、望族及地方侯吏府第等皆为杨公及嫡传徒裔根据杨公布局理论指导所建。今赣州市东南郊名山杨仙岭古寺乃杨公授徒讲学旧址。此外，今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广州现存的历史经典古建筑亦大多遵从杨公风水布局理论所建。

杨筠松在赣州对中国风水最大的贡献，就是完善了具有古代科学思想的，系统理论的，操作规范化的，可具体实践的郭（璞）杨（筠松）曾（文辿）古法风水术。创造了具有正针和缝针的中国罗盘。因而被历代中国风水界都尊称为风水宗师。

《四库全书·提要》、《江西通志》、《南安府志》、《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书录题解》、《宋史·艺文志》、《曾氏族谱》等著作对杨公事绩均有记载。

第二节    王伋（公元1007年-1073年）复活八宅而扬镳

自唐末赣州杨益秉承郭璞《葬书·原著》“葬乘生气”的主旨，创建了中国正统的，唯物辨证的，有系统理论的，可具体实践的，操作规范化的郭杨古法风水学以后，传至北宋（公元960年-1126年），王伋至闽中。复活八宅风水，开始萌发中国风水的二大派系，即所谓“江西之法和福建之法”。

据《处州府志》载：“伋字肇卿，一字孔彰，其先人祖讷，因议王璞金鸡历有差，众排之，贬居江西赣州……为之卜葬，遂有何太审，管枢密包制置、张建议者、出……范公纯仁拨之……”。按：范纯仁之父为范仲淹（公元937年-1053年）。

又据请·赵翼《陔余丛考》载：“一曰江西之法，肇于赣州杨筠松，曾文辿、赖大有、谢子逸辈，其为说主于形势（按：势为难、形次之，方又次之），原其所始即其所止以定向位。专指龙、穴、砂、水所配。一曰屋宇之法，始于闽中至宋王伋乃大行。其为说主于星卦，阳山阳向，阴山阴向，纯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克之理。”可见复活八宅风水的是王伋。

但是在闽南一带盛行的，仍然是郭杨古法风水。如长乐市所有的军乐队，在行丧礼时的喝彩呼赞语中所请神名，就是请杨公（筠松）和厉仙伯韶（南宋学者，杨公风水学正宗传人。）

据福建省长乐市金峰镇蓝田上陈村《陈氏族谱》载：“四世讳晓，生于宋真宗二年（公元1009年）得地师厉伯韶，改扦过溪三台山，坐坤向艮兼未丑……”。《前史》载：“祖知旦公得地师厉伯韶，主扦三台中埠为上陈，祖厅坐坤向艮兼未丑，门楼甲山庚向兼卯酉……”。（按：坤艮兼未丑是七十二龙已丑火穴。甲庚兼卯酉是七十二龙丁卯火穴，均属郭杨古法风水的“乙丙交而趋戌”火局。可证闽南大部古建筑仍为郭杨古法风水术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