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的孔子靠主持丧葬、相地风水维生孔子、名丘、字仲尼、汉族,东周时期鲁国陬邑(今中国山东曲阜市南辛镇)人,祖上为宋国(今河南商丘)贵族。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一生主要是协助丧家处理丧葬事宜、相地等为生,也是就现代所谓的“风水先生”。

两千年前的孔子靠主持丧葬、相地风水维生插图

  协助丧家处理丧葬事宜的阴阳先生职业,古称“地师”。此种行业,古已有之,有史料可查的是春秋时期孔子年轻时就从事过类似现代阴阳先生的职业,并且留下了“丧事不可不勉,不为酒困”的箴言,成为后世正统阴阳先生行业的戒条。丧礼为中国古代凶礼之一。《周礼?大宗伯》:“以丧礼哀死亡。”古人把办理亲人特别是父母的丧事看作极为重要的大事,很早就形成了一套严格的丧葬制度。

  由于文献不足,商代以前的丧礼制度已难稽考,而周代的丧葬制度经战国时期学者的整理,有较详细的资料保存在儒家经典“三礼”之中,主要包括选坟设墓(埋葬制度)、举办丧事(丧礼制度)、居丧祭奠(丧服制度)三个方面,每个方面都分设不同等级,程序很复杂,名目各有五六十种之多,绝对是繁文缛节。笔者试摘《仪礼?士丧礼》记载的几个步骤加以说明。

  将死之人一定要居于正室。弥留之际,家属守在床边,把很轻的丝绵新絮放在临终者的口鼻上察验是否还有呼吸,而且“男子不绝于妇人之手,妇人不绝于男子之手”。

  为死者招魂,由“入殓师”(专业术语叫复者)拿着死者的衣服,面向幽冥世界所在的北方,拉长声音高呼死者名字。反复多次后由另一人接过衣服给死者慢慢穿上。《礼记?檀弓下》解释道:“复,尽爱之道也。”这一仪式是表示为挽回死者的生命而做最后一次努力。

  招魂后,把死者安放在正室南窗下的床上,用角柶插入死者上下齿之间,把口撑开,以便日后饭含。用燕几固定死者双足,以便日后着履。用特制的敛衾覆盖尸体。还要在尸体东侧设酒食,供鬼魂饮用,明清时俗称倒头饭。

  在堂前西面的墙下挖坑为灶,烧洗米水为死者洁身,给死者理发、剪指甲。表示洁净反本。

  日本入殓师做的工作是不是跟上述记载相似?好像是把儒家丧礼制度中与死者相接触的那一部分单独提取出来,尤其是把为死者更衣装扮的过程加以精细化,让旁边的亲人看着逝者犹生,过去的事情历历在目,想到再也不能相守,内心最诚挚的哀思便油然而生,或哀恸不已,或撕心裂肺。

  中国人历来重视死的观念与丧葬礼仪,广泛的社会需求促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儒”。最晚到殷代就有了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大约就是早期的“儒”,《说文解字》称之为“术士”。胡适在《说儒》中说,这种职业地位低微,收入也少,且没有固定的财产和收入,仰人鼻息。

  中国古代丧礼的门道很多,儒者为其赋予了尽量合理的意义。比如《礼记?问丧》中,有人问,为啥人死了三天才入棺下葬?解释是:亲人故去,孝子悲痛万分,在地上滚着哭,想让死人复生。等三天是等着复活呢。三天还活不过来,孝子也哭累了。此时下一步葬礼所需的衣服、东西都准备好了,远方的亲戚也赶到了,正好下葬。

  类似这种说道非常多,绝非一个“入殓师”就能总结、践行出来。而是来自千年前,靠一代代儒者的言传身教而流传下来。那么,身为至圣先师的孔子是否也从事过这一行当?

  有一种说法,孔子靠为别人主持丧礼为生,直到他50岁后出去做官。此说真假不论,但《史记?孔子世家》上明确记载,孔子到齐国去,齐景公想重用孔子,但宰相晏婴阻挡,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孔子带了那么多徒弟,不是谁都有工作,而且平时不能老学习啊,也得挣钱,于是主持葬礼这一“儒”的老本行势必不会放下。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可能正是基于自己过往当“入殓师”经历的一种反思。

  晏子批评孔子为首的儒者倾家荡产办丧事。这也是所有批评古代丧葬制度的常用说法。其实这些礼仪制度有其合理之处,也确有存在的必要,只是太过繁琐。日本的入殓师有意无意间简化了儒家丧礼制度,使之具备了超越民族的力量,进入小说、搬上银幕,流播全球。这不能不说是日本人的高明之处。

  孔子虽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但他晚年却极度喜爱《周易》。他不断地翻看《周易》,从中学习,以至于竹简上的牛皮绳都被翻断了三次,后世形容爱学习的典故“韦编三绝”,就来自于此。孔子生前致力于整理古代文化的精髓,《周易》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仅对《周易》进行了整理,更重新对其进行了注释,并把它列入学生的课本。

风水虽然在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且在如今这个信息发达的科技时代,很多人都认为风水都是迷信之说,风水都是无稽之谈,殊不知风水对于我们的影响是确实存在的,也因此很多人都会注重自己周围的风水,希望能生活在一个风水好的地方,那么中国风水最好的地方在哪里呢?不妨看看相关文章是怎么说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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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风水最好的地方之南京解说
  南京的“风水八字”
  据倪方六说,南京最早被说为“钟山龙盘,石城虎踞”,是三国时的诸葛亮。
  此说见于《景定建康志》中的《山川志序》,后来的史料多据此而来。诸葛亮的原话为:“钟阜龙盘、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
  倪方六说,此后孙权听了诸葛亮的话,又加上刘备的建议,将都城从武昌迁到南京。南京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东吴就此诞生。
  “钟山龙盘,石城虎踞”,也成了南京的“风水八字”。
  倪方六说,诸葛亮看南京风水运用的手法,与后来唐代风水大师杨筠松所创造的“峦头派”相法,十分相似。
  杨筠松看风水最基本的手法是看地形,观山势,即所谓“形势宗”,也叫“峦头派”。基本秘诀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这“十二字”已为人们所熟悉,即古代风水中的“四灵”说。而这“四灵”,南京都符合。
  清乾隆皇帝下诏编纂的《日下旧闻考》引明代《杨文敏集》称:“天下山川形势,雄伟壮丽,可为京都,莫过金陵。至若地势宽厚、关塞险固,总扼中原之夷旷者,又莫过于燕蓟。虽云长安有崤函之固,洛邑为天下之中,要之帝王都会,为亿万年太平悠久之基,莫金陵、燕蓟若也。”
  大意为:南京的风水胜过西安、洛阳等古都,惟北京可望其项背。
  据《明太祖实录》载,朱元璋也说过南京:“长江天堑,龙盘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
  倪方六说,这也足已解释,为什么南京会得到“六朝古都”的称号。
  王朝为何“短命”?
  南京虽然是“帝王之宅”,但似乎并不能保证国运长久。
  孙权定都南京后,仅存59年就让西晋灭掉了。更奇怪的是,接下来的朝代也几乎都是短命王朝。
  这种“短命现象”,曾引起了人们对南京帝王风水的怀疑和非议。
  “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南京‘前有照’,但后面是条江,没有‘靠’,帝王风水有破绽;还有一种认为靠江太近,江水太急,风水轮流,王气泄得太快,所以改朝换代也快。这也是最大的风水缺陷。”
  倪方六称,这完全是忽悠人的附会之说。
  “长江南岸近有幕府山、卢龙山,远有鸡笼山、富贵山,这都能算‘靠’。退一步说,长江作为南京天堑,奔腾东下,十座大山也换不去”。
  “还有一些人说,定都南京的王朝短命,是南京阴气太重,‘阳不压邪’,则完全是无稽之谈”。
  “从堪舆理论来说,坟地和水都是‘阴’,人宅和山属‘阳’。南京北、东、南三面被坟头包围着,西边临江,看似阴气太重,但因有‘龙脑’钟山和城市王府、豪宅压着,不存在阴阳失调的问题”。
  “王朝‘短命’,最主要还是人心的向背和士气的高低。决定命运的是人自己。”倪方六说。(据《周末》)
 
  揭秘中国风水最好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南京也是四大古城之一,千百年来,长江流域文化滋养了南京人民,孙中山曾这样说过,南京为中国古都,在北京之前。这样的平衡无疑的是说明南京的确是一个养 人的地方。南京虽然曾经遭受过多次大的灾难,但是仍然能够在从瓦砾谎言中崛起,重振繁华。南京层一度被人们称为中国第一风水之都,所以南京现在之所以这么 繁华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水抱有情为吉”一直中国建筑所追崇的,人们相信水是能推进风水的,而在中国我们甚至有专门依靠风水而兴建的城市,新疆伊利的八卦城相信大家都有听说过,地处祖国西北边陲,气候很宜人,是我们中国十大适合居住的城市,降水量也很丰富,所以伊利有着得天独厚的风水优势。而伊利的八卦城是在公元1230年建成的,是有当时道教的龙门教教主邱处机应成吉思汗的要求建的。
  说完了伊利我们在说说又一风水城市昆明,大家知道云南是风水城市,气候宜人,话说“三面湖光抱城廓,四面山势锁烟霞“。清朝有为文人写过这样一句话,北走蜿蜒,南下高速,高人遇势,何妨选胜登篱”。说的就是昆明的几个面,东边像神驹一样,就像一匹骏马在奔驰,而西边又像挥舞灵动的大鸟,北边又像长蛇一样的蜿蜒曲伏。说的就是昆明的风水好。
  北京,中国四大古城之一,拥有众多的历史文明古迹,所以风水格外养人,巍峨雄浑的太行山和莽莽苍苍的燕山从北面拱卫着北京城,然而北京城的南面则有永定河蜿蜒流过,形成了山环水抱的绝佳风水格局。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北京城南连江淮,北控关外,正是理想的掌控天下的建都之所。同时,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均着力改善北京城的风水格局,进一步增强了它的气运。稍微有些可惜的是,永定河的水脉比较小,而在堪舆学中,水主财,所以北京的经济实力虽属国内顶尖,却一直无法坐稳龙头老大的位置。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不仅风景秀美,而且是江浙一带有数的风水宝地,难怪南宋小朝廷会在杭州定都,而不是选择了离中原更近的南京。杭州西接天目山,北连杭嘉湖平原,南临钱塘江,为通江达海的河口三角洲地段,风水格局十分地优异。然而,杭州风水中的“靠山”,即天目山脉多断层、易侵蚀,而且土层浅薄,虽为龙脉,但却时断时续,根基不深,所以虽有王气,但难长久。其结果就是杭州只能成为一方巨镇,但不可作为京都,南宋小朝廷之所以积贫积弱,也和杭州的风水大有关系。(风水www.51haofs.com)
 
  中国风水最好的地方排行榜有哪些
  第一个城市新疆的伊犁,中国的八卦城。在新疆的伊犁河上游有一个这样的城市,叫特克思,这个城市就是以八卦建成的,叫八卦城
  南宋时期,公元1230年,由道教的龙门教教主邱处机应当时的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的邀请来建立的。后来在700年后,在1992年,邱处机的后人也是一个风水大师,他又把这个城市进行了改建,就是现在这个面貌,已经成为中国研究城市走向风水的一个重要历史性的标志。
  第二个城市是昆明。昆明有句话说三面湖光抱城廓,四面山势锁烟霞。昆明风水很不错。
  说昆明的几个面,东面像神驹一样,像一匹骏马奔腾。在西面像一批挥舞灵动的大鸟。北面像长蛇一样的蜿蜒曲伏。
  第三个城市是温州,温州山如北斗,城似锁。是中国风水第一人郭浦建的,在晋朝的时候他流难到温州,受温州当地邀请来建了一个州府,他是根据温州的地理地貌,一般都是面北朝南,我们一般做房间也是,南面阳光能射进来,温州有瓯江,有南溪江。
  温州是坐南面北的城市,周边的山势山形正好是北斗七星的形状。相对封闭,环山而建的,说这样做不单可以有好的风水,还能避免战祸,两次大的浩劫,第一次是(方浪起义),而围困温州46天没有攻下,最后撤兵了。还有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温州作为一个根据地,免除了日军的侵袭。
  第四个城市是衡阳。衡阳有句话叫三道水口锁大江。衡阳这里面很特殊,因为它是在我们的南岳衡山七十二峰的第一峰,叫回燕峰就座落在衡阳市的市中心。
  古老的风水里面怎么去勘测和相地有这么一个流程,第一个叫寻龙,第二是点穴,第三是查砂,第四是问水,第五是切相。是分了五个方位,也就是说如果根据整个城市找到龙脉,找到穴眼之后一定要锁住,就是锁住城市的命脉。而衡阳是很特殊的,三座宝塔分别锁住了衡阳三个河眼……
  第五个城市是深圳。杂志上写的天意一半,人为一半。深圳的风水好,人杰地灵,地理好,所以各位占了一个风水宝地。
  从地理上来讲,深圳是旅游、娱乐、工业都可以并相发展。更重要的是有这一群热于奉献、热于投入的深圳人,你们一定会越过越好,因为生命和生活是把握在自己手里的。
  第六个城市是北京。北京是风水当中非常棒的一个城市。
  北京是以故宫为中心修建的左右非常对称的城市建筑群,元、明、清,历时几百年不倒。
  俗话常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可见风水与我们的命运运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且在如今的生活中,很多的风水大师都扬言说风水能改变命运,风水能改善我们的运势,风水能让我拥有不一样的人生,那么风水真的能够改变我们原有的命运吗?不妨看看相关文章是怎么说的吧!
大师解密风水能改变命运吗?插图
  大师解密看风水真的能改变命运吗?
  在表面上看来风水是可以改善命运的,但是,绝大部分的人都会忽略其中一句含有深奥哲理的名言——“福地福人居”。这句话的意思是:天下任何一块好风水的“福地”,都是有“福气”之人才能够居住进去。“福地”亦就是好风水的住宅。
  换句话说,没有“福气”的人,是绝对不可能居住到好风水的“福地”。
  这个“福气”是如何得来的呢?一是有生俱来的。二是今生积善修德所得的。前者是先天的运数,后者是后天之补救而得。
  事实上,风水改变命运只是表面上的现象而已,它是有一定的根源的。风水能够改善命运,最大的两个根源是:一、应先天之运数而改变命运。二、应后天之积善(善因)报应而改善命运(得善果)。
  学佛后才明白,真正能够改善命运的,不是风水,而是“因果”两字。因为,无论是先天之运数,或是后天的修善积德,都是种下“善因”所得来的“善果”。坚持积德行善,等你善业成熟的时候,你的善业会指引你遇到风水好的房子。
  “风水”是表面的枝叶,“因果”是内在的根源。
  宋朝范仲淹,年青时贫穷,后来做了官。他很孝顺,请风水家看母亲的墓地,风水家说他母亲的坟是“绝地”,他家会断绝后嗣,劝他迁移。他说既然是绝地,也不应别人去受;如果我该绝后,迁坟有什么用?结果没有迁坟。另外,当时苏州有座著名风水宝地–南园,范仲淹正在做宰相,又是苏州本地人,于是许多人劝他把南园买下来做公馆,以利后代出人才、做大官。范仲淹说,一家人发富贵范围太小,于是他买下南园办了“苏州书院”,培养出不少人才。他死后,儿子范纯仁依然又做了宰相,而且世世代代人才辈出。80年代《人民日报》海外版登载,侨居世界各地的范氏子孙一百余人在台北集会,纪念范文正公诞辰一千年。
  范氏家族兴盛将近千年,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最好证明。也说明是先有因果后有风水的因素的,因为风水是有形的,沧海桑田,风水怎能保持不变呢?因果就不同,纵经百千劫仍起作用。所以说结善缘,积善果才是人生正道。
 
  大师解密出行风水可以改变命运吗?
  1、出行时间的选择。
  出行前最好是选择一个好的出行日期和时辰,以出家门的时间为准。
  这个日期和时辰的选择是以有益于你八字中最好的用神为准的,而不是日历上所标明的出行吉日,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是在同一天利于出行的。
  这个时间的选择,最要注意的是不能选取对你是破财有灾的日期和时辰。
  2、交通工具的选择。
  也是以你的八字作为依据,再结合当时交通信息的状况来选取。有的人不适合乘坐某些交通工具的就应尽量避免。
  3、出行方位的选取。
  如果你八字中用神为木,去东方和北方,或去水多、木多的地方就好。
  如果用神为火,去南方和东方,或去木旺、火旺的地方比较好。
  如果用神为土,去南方和中部地区或山区比较好。如用神为金,去中部或西方比较好。
  如用神为水,去西方和北方或水多的地方比较好。
  命运改变无处不在,关键在于你是否能抓住机遇!(风水www.51haofs.com)
 
  大师解密到底风水能改变命运吗?
  很多人相信命运这一说,而风水对于运势差的人来说就像是救命稻草,所以很多人都信风水,用风水来做到趋吉避凶。生活中命运的紧紧束缚,一切名利得失、悲欢离合、种种境遇,无不是受命运所驱使,丝毫都不能跳出命运之神的掌心。做事我们说欠运气,失败了我们又说是命中注定,而努力变被看成了徒劳无功,风水却成为了救命稻草。
  其实风水能改变命运吗,这结果可以说是一半一半。命运掌握在不是风水手中而是我们自己手里,为什么有些穷乡僻壤,风水不好的地方,一些大山沟里出来的人照样能够学业有成、事业前途一片光明,而有些大地方生活、成长的人反而没有什么作为呢?这你能够赖得着风水么,这多半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吧。
  风水的确有它改变命运的作用,风水做到趋吉避凶,能够让你对未来做个预测,对自己做一个更深的了解,比如说风水从五行来算命,你能够了解出自己的五行属性,五行属性又能够反应一个人的性格,你从这些地方就能够了解自己性格的缺失,从而补足,而家中的风水布局做好了,影响居住的舒适性,比如说卧室风水好,对睡眠、生活质量都有影响,而睡眠好了,精神头就好,精神好了,做起事情来也是事半功倍。所以说到底风水能改变命运吗?答案也是能的,只是从侧面上而已。
  也有不少人试图去改善命运,但大部分人不知道改造命运的原理,亦得不到正确的改运方法,结果亦是徒劳无功。风水让我们明白到了顺应天地之理,风水可以改善生活环境,使之命运得以改善。风水和命运都是以阴阳五行及易理为其基础的,可以结合起来运用而达到改变命运之功。
  风水能改变命运吗?小编在上面提到了,可改变也不可改变,答案是一半一半,就譬如说一个人它的一方面比较突出,如果在配上风水,就能够将其带动,变得更加优秀。而如果一个人资质平平,又没有风水带动,他可能付出的努力、汗水就会更多更多,而风水其实做的只是一个带动作用,它起不了决定性的原因,因为命运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句话才是真理。
   (一)风水术的发生与发展
        “风水”一语,最早见于托名晋郭璞所作的《葬经》,其云:“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可见,风水本是古代相地术的两大要素,它的核心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古人迷信,认为人死灵魂不灭,因此死后的葬所,是生前住所的延伸和继续,因而居住环境又有阳宅和阴宅之分。风水的寻求,从根本上说是为满足人们避凶趋吉的心理需要。
风水术的发生与发展插图
          关于《葬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指出并非出自郭璞之手,而是“至宋始出”,很可能是宋代人的伪托。然而,我国风水的意识却产生很早。据现有资料推测,相地之法,大约起源于原始聚落的营建。在原始社会的早期,人类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群居生活,他们常常逐水草而迁徙,没有稳定的居所。到距今约六七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人类进入了母系氏族繁荣阶段,过上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于是开始了稳定的定居生活,由此而导致了择地的需求。仰韶文化的氏族村落,大都分布在河流两岸的黄土台地上。河流转弯或两河交汇的地方,更是当时人们喜居的地方。著名的西安半坡村遗址,就座落在一块面临浐河的凸地上,其房舍具有近水向阳的特点,且四周有壕沟,可防敌害,是一处理想的居所。这说明当时人们已较重视聚落的选址。
          到了殷周时期,已经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相地活动。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大量的关于建筑的卜辞,如作邑、作案、作宗庙、作宫室、作塘等等。周人的几次迁都和营建新邑,更是经过反复卜问和勘察。如周人祖先公刘率众由邰迁豳,他亲自勘察宅茔“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译文“看了平原又上山,山南山北堪察忙,查明水源和流向”)(《诗经·大雅·公刘》)他的后人古公亶父又迁居于岐山足下的周原,这里近水而又不被水淹,通气而又不遭风灾,周人便在此营建城廓并开始发达起来。周灭商后,为了镇抚东方,开始营建东都洛邑。在建洛邑之前,亦反复堪察卜问而后定。《尚书·周书·诏诰》详细记载了此次定都的具体过程:“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出。越三日,戊申,太保朝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这段话白译为:“二月中旬,乙未这天,周成王早晨从镐京出发,到了丰。太保召公在周公之前,到洛地勘察宫室宗庙的基地。到了六月初三,新月露出光辉。又过了三日,到戊申这一天,太保召公于早晨到了洛地,占卜公室宗庙的基地,结果一卜得吉,便立即开始了测量营建洛邑的工作。”……
          由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早在殷周之际,我们智慧的先人对房屋座落的方向及周围的居住环境,就已经留心考察。至于一国之都邑,更是慎重其事,绝不会随便找个地方就营建起来。这可以说是风水术的孕育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思想战线呈现出空前的活跃,儒、法、道、墨、阴阳、八卦、五行等各种学说和主张争奇斗艳,互相诘辩,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战国七雄争霸,封建割据,竞相筑城,掀起了城市建设高潮。这个时期出现的《考工记》、《管子》、《周礼》等著作,总结了城市建设的经验,制订和提出了建国(都城)与营国制度,以及城市的选址理论。这些成果为风水术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秦汉时期是风水术的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大规模的宫室营建为风水术的形成造成了物质前提;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孟喜、京房等人的易学理论为风水以及一切术数提供了理论与方法。特别是东汉神学思潮使得建筑中各种禁忌与迷信越发盛行,如“起宅盖房必择日”,“太岁头上不能动土”已成为阳宅建筑中应遵循的重要规则。此时,阴宅风水理论也在渐渐形成,“死人归阴,生人归阳”的认识,葬人不仅要选择风水宝地,而且要选择良辰吉日的观念,已经普遍存在,成为风水术的重要内容。司马迁的《史记·日者传》将堪舆家列为孝武帝时的许多占卜家流派之一,而堪舆家就是后世的风水先生,他们几乎是专职的。
          与风水活动频繁的同时,秦汉时期还出现了一批有关风水的专著,如《堪舆金匮》、《宫宅地形》、《周公卜宅经》、《图宅术》、《大衍元基》、《葬历》等等。这表明,秦汉时期风水术已经完成了从实践到理论的形成过程。因而,也可以称为风水学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风水学迅猛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政治黑暗,战乱频繁,人们普遍感到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于是,风水观念趁虚而入,从民间渗透进高层文化圈,并被许多人所接受。如三国时著名的魏国方士管辂,以占筮、相术著称于世,也能相墓,据说他随军西行经过魏将母丘俭的墓,曾“倚树哀吟”,人问其故,他说:“树木虽茂,无形可久,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已备,法当死族。”后“不过二载,其应至矣。”管辂此人,后世风水先生甚为推崇,很多风水书籍托名于他。又如晋代陶渊明的祖父陶侃,李白很欣赏的襄阳太守羊祜都是很相信风水的。陶侃曾听信相墓人的话,葬己父于卧牛地。羊祜信相墓方士的话,怕自己的祖墓有帝王之气遭皇帝猜忌惹祸,派人凿去风水。这一时期,南北文化和外来文化处于大融汇状态,玄学的兴盛和山水美学的发展,把风水学理论又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风水学著作,其中魏管辂的《管氏地理指蒙》,南北朝王征的       《黄帝宅经》等,是风水学中较重要的著述。
   综上所述,风水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和其它文化现象一样,首先发生、形成、发展于中原地区。隋唐以前,它也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两岸地区,尚没有传播到现在的客家地区。
   (二)客家先民的南迁与风水术进入赣南
          风水术是何时传播到客家地区的?这与客家先民的南迁直接相关。
          在本书“历史篇”中,我们已经阐明,唐朝中后期至五代,由于北方战乱不休,造成了客家先民的大批南迁并进入客家地区。
          客家先民的南迁,必然带来北方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传统文化,因此 ,也就在这一时期,风水术悄然流入了客家地区。
          从客家地区风水术士们世代相传的口碑资料中,我们知道,将风水术带入客家地区的主要是杨筠松。关于杨筠松其人其事,《唐书》无传,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其名氏,《宋史·艺文志》则称为杨救贫,亦不详其始末,惟术家口耳相传和方志的零星记载。如清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二十六“方伎志”云:“杨益,字筠松,窦州人,官金紫光禄大夫,掌灵台地理事。黄巢破京城,益窃秘方中禁术,与仆都监自长安奔虔化怀德乡。爱其山水,遂家焉。以其术授曾文辿,刘广东(应为刘江东——笔者)诸徒,世称救贫仙人。卒葬雩都寒信峡药口坝,今呼为杨公坝。著有《青襄》、《疑龙撼龙》、《穴法》、《倒杖》诸书传世。”
          类似的记载还见于《江西通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籍中。
          由上述资料可知,杨筠松属唐末避乱南迁的客家先民。他由长安来到赣南以后,便在这里居住下来,寻龙追脉,从事风水术的实践活动,并授徒传术,使风水术在赣南播延开来。
          唐时,虔州(今赣州)领赣县、虔化、雩都、南康、大庾、信丰、安远等七县,杨筠松操风水术足迹遍及各县。今天赣州市沙河乡的杨仙岭,于都县宽田乡的杨公坝,兴国县梅窖乡的三寮,瑞金县叶坪乡的观音岭,寻乌县南桥乡的青龙洞等等,都留下了关于杨救贫的遗迹和传说故事。这些传说,妇孺皆知,有口皆碑,令人津津乐道。一般人不知道杨筠松这个名字,杨救贫却名闻遐迩,几乎无人不晓。
          杨筠松继承和发展了风水术中的形法理论,创立了江西形势派(实际上是赣南派)。其理论的特点是主形势,定向位,强调龙、穴、砂、水的配合。实质上就是因地制宜,因形选择,观察来龙去脉,追求优美意境,特别看重分析地表、地势、地场、地气、土壤及方向,尽可能使宅基于山灵水秀之处。相传杨筠松阐发形法理论的著作有《正龙子经》、《疑龙经》、《撼龙经》、《黑囊经》、《青囊奥语》、《葬法十二杖》等。但据专家学者们考证,“杨筠松本人创作的风水著作并不很多,《宋史·艺文志》载有杨救贫《正龙子经》一卷,现似乎已失传。后世托名杨筠松所作的风水著作甚多,都不可信。因为据《江西通志》引《安志》云,江西派初起时,杨曾等人并不著文字,只稍有口诀而已。所以,杨筠松的主要活动是传业授徒。”他的主要弟子有曾文辿,刘江东,二人均为今于都人,方志中有记载:
          “曾文辿,居会同里同口。师事杨筠松,熟究天文、谶纬、黄庭、内经诸书,尤精地理。梁贞明间,游袁州万载,爱其县北西山之胜,谓其徒曰:死葬我于此,卒如其言。……著有《寻龙记》上下篇行世。”
          “刘江东,上牢人。杨筠松避黄巢之乱来虔州,江东与同邑曾文辿师事之,得其术。”
   自从杨筠松在赣南授业传徒之后,风水术士就成为客家地区世代相传的职业,杨筠松也因此成了历代风水术士共同尊奉的祖师。
       从客家地区风水术士们世代相传的口碑资料中,我们知道,将风水术带入客家地区的主要是杨筠松。关于杨筠松其人其事,《唐书》无传,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其名氏,《宋史·艺文志》则称为杨救贫,亦不详其始末,惟术家口耳相传和方志的零星记载。如清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二十六“方伎志”云:“杨益,字筠松,窦州人,官金紫光禄大夫,掌灵台地理事。黄巢破京城,益窃秘方中禁术,与仆都监自长安奔虔化怀德乡。爱其山水,遂家焉。以其术授曾文辿,刘广东(应为刘江东——笔者)诸徒,世称救贫仙人。卒葬雩都寒信峡药口坝,今呼为杨公坝。著有《青襄》、《疑龙撼龙》、《穴法》、《倒杖》诸书传世。”
         类似的记载还见于《江西通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籍中。
         由上述资料可知,杨筠松属唐末避乱南迁的客家先民。他由长安来到赣南以后,便在这里居住下来,寻龙追脉,从事风水术的实践活动,并授徒传术,使风水术在赣南播延开来。
         唐时,虔州(今赣州)领赣县、虔化、雩都、南康、大庾、信丰、安远等七县,杨筠松操风水术足迹遍及各县。今天赣州市沙河乡的杨仙岭,于都县宽田乡的杨公坝,兴国县梅窖乡的三寮,瑞金县叶坪乡的观音岭,寻乌县南桥乡的青龙洞等等,都留下了关于杨救贫的遗迹和传说故事。这些传说,妇孺皆知,有口皆碑,令人津津乐道。一般人不知道杨筠松这个名字,杨救贫却名闻遐迩,几乎无人不晓。
          杨筠松继承和发展了风水术中的形法理论,创立了江西形势派(实际上是赣南派)。其理论的特点是主形势,定向位,强调龙、穴、砂、水的配合。实质上就是因地制宜,因形选择,观察来龙去脉,追求优美意境,特别看重分析地表、地势、地场、地气、土壤及方向,尽可能使宅基于山灵水秀之处。相传杨筠松阐发形法理论的著作有《正龙子经》、《疑龙经》、《撼龙经》、《黑囊经》、《青囊奥语》、《葬法十二杖》等。但据专家学者们考证,“杨筠松本人创作的风水著作并不很多,《宋史·艺文志》载有杨救贫《正龙子经》一卷,现似乎已失传。后世托名杨筠松所作的风水著作甚多,都不可信。因为据《江西通志》引《安志》云,江西派初起时,杨曾等人并不著文字,只稍有口诀而已。所以,杨筠松的主要活动是传业授徒。”他的主要弟子有曾文辿,刘江东,二人均为今于都人,方志中有记载:
   “曾文辿,居会同里同口。师事杨筠松,熟究天文、谶纬、黄庭、内经诸书,尤精地理。梁贞明间,游袁州万载,爱其县北西山之胜,谓其徒曰:死葬我于此,卒如其言。……著有《寻龙记》上下篇行世。”
          “刘江东,上牢人。杨筠松避黄巢之乱来虔州,江东与同邑曾文辿师事之,得其术。”
          自从杨筠松在赣南授业传徒之后,风水术士就成为客家地区世代相传的职业,杨筠松也因此成了历代风水术士共同尊奉的祖师。
   (三)客家民系的形成发展与形势派风水术的兴盛播衍。
         两宋时期,随着客家民系的孕育形成,一些客家文化事象也逐渐形成。也就在这一时期,形势派风水术大大兴盛起来。其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一时期信奉风水术的人越来越多。关于这一点,由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风水等方伎术数一直被正统的高层文化人士所轻视,正史中极少记载有关的情况,以致我们今天很难从正史或其它史志中找到有关材料。但宋代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有云:“江西有风水之学,往往人能道之。”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江西赣南等地风水术兴盛之一斑。
         其次,这一时期赣南等地风水术名流辈出,这些风水术士不仅在本地看风水,而且声名远播,被请去外地看风水。如:
           “廖瑀,字伯禹。……宋初,以茂异荐,不第,精研父三传堪舆术。卜居金精山,自称金精山人。著有《怀玉经》。尝为饶州许氏卜宅,曰:后世子孙当有为吾州守者。建炎四年,许氏子中知虔州,忆瑀遗言,遣使致祭,为立碑记。”
           “谢世南,廖瑀子婿,亲受廖瑀术。传子永锡。游公卿间,官至武功大夫。……及卒,侍郎廖彦铭其墓,博士米芾书丹,人以为二绝。”
           “赖文俊,字太素,宋时人。精地理,人呼赖布衣。著《催官篇》,以天星阐龙穴砂水秘,至今传诵。”赖文俊是宁都人,曾文辿之婿,为江西派的第三代传人。他浪迹江湖,以“先知山人”的别号在福建相地,有很名气。
           另外,《古今图书集成·堪舆部》列传的宋时江西派名流尚有刘潜、傅伯通、邹宽等人。他们在风水术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很有成就。刘潜为南康人,著有《地理诸说》行世。傅伯通师从廖瑀,其术颇精,闻达于朝廷。宋室南迁后,傅伯通奉诏去相看杭州是否适合做都城。他相看后上表说,杭州过去虽然曾经称雄,实际上无论从形势或局面来看都是弱小的,只适宜做一方巨镇,而不能做百祀的京畿。否则,皇帝来此驻跸只能维持偏安局面,在此建都则难奄九有。这份奏表呈上后,南宋朝廷乃升杭州为临安府而称为行在,南宋最后竟偏安于此。邹宽与傅伯通同师廖瑀,深得推崇。他曾为汪伯彦卜地葬亲,因为墓地卜选得好,汪伯彦果然于丁未年拜相。他还借谈堪舆寄信劝说汪伯彦抗金,但不果。
          第三、这一时期形势派风水学理论著作大量涌现。综合各种资料,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除上述廖瑀的《怀玉经》、赖文俊的《催官篇》和刘潜的《地理诸说》外,尚有:黄妙的《博山篇》;廖瑀的《九星穴法》、《十六葬法》、《鳌极精金》;谢和卿的《神宝经》、《天宝经》;刘见道的《承生秘宝经》;孙泊刚的《琼林国宝经》;胡矮仙的《三十六穴图至宝经》;以及托名杨筠松的《撼龙经》和《疑龙经》,二书中对山龙、脉络、形势的论述,典型地反映出形法派风水术的特色。
           北宋后期至南宋,是客家民系形成后的第一次发展时期。客家人由于自身的发展繁衍,原居地已不足生计,于是由赣南东北部、中部向西南部发展;由闽西的西北部、中部向闽西纵深和闽西南部发展。这两股势力并推进到了粤东和粤北。
           随着客家民系的发展,形势派风水术也迅速向广大客家地区播延。到南宋时,并从中衍生出一个新的流派——理法派。理法派风水术“纯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克之理,”即以八卦、十二支、天星、五行为四纲,讲究方位;特别是重视罗盘定向,阳山阳向,阴山阴向,不相乖错,以定生克。
           理法派由王伋等人创立。王伋为南宋时江西赣州人,他因科举失利,弃家浪游江湖,后居福建建瓯,利用其风水术使其迁居地出了何太宰诸人,因此声名大振,其所用的风水术遂被称之为福建派。
           由上可知,王伋本身系客家人,他后来移居的福建建瓯,即今福建建宁,也属客家杂居地,因此,很可能王伋的风水术当时也主要在客家人中流行。加上王伋所用的“纯取五星八卦”之法,原本就是江西派的传统方法;还有,宋元时期的理法派著作亦多为江西人所作。所有这些,足以证明,理法派实际上也源自于赣南风水术士,它的产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形势派风水术的兴盛与发展。
           明清时期,是客家民系的进一步发展时期。此时,风水活动已经成为一种风俗普及于赣闽粤广大客家地区,风水观念则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深深浸透于人们的心灵之中。表现之一是:这一时期各地遍建风水塔,人们相信这可以祈福消灾。如在河流的转弯处或交汇处建水口塔以镇水患;在城镇附近的山上建文峰塔以祈文教昌盛,科宦发达等等。表现之二是:风水思想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而具有约束力。如清代宁都直隶州府曾明令禁止庶民在莲花山挖煤、烧石灰,原因是:“莲花山系州城发脉之处,”在此挖煤烧石灰,就会破坏“州县龙脉”,应即予究治。表现之三是:葬俗上停柩不葬和坟墓屡迁不厌之风越来越严重。如乾隆《嘉应州志》卷一“舆地部·风俗”云:“葬惑于风水之说,有数十年不葬者。葬数年必启视,洗骸,贮以瓦罐,至数百年远祖,犹为洗视。或屡经起迁,遗骸残蚀,止余数片,仍转徙不已。甚且听信堪舆,营谋吉穴,侵扩盗葬,构讼兴狱破产,以争尺壤。俗之愚陋,莫丧葬为甚。”同治《雩都县志》卷五“民俗”也载:“停柩不葬有至数年、十数年,甚而数十年者。其因有二:一由南方地湿,惧水蚁之为害,择地无吉或不敢葬;一由俗倘侈靡,亲死以散帛广至客为多能,惧丧无费或虑居隘而不葬。”这一陋习也盛行于闽西,如民国《长汀县志》“礼俗志”载:“汀俗葬亲迷信风水,寄葬择地久而不决,甚有延至数十年,子孙俱逝而棺骸未归茔穴。此尤悖礼败俗,亟应革除者也。”总之,这一时期风水术在客家地区普及、深入人心的同时,也越来越走向迷信化,大有“风水人间不可无,全凭阴德两相扶”的趋势。
           明清时期,客家地区风水术的另一发展变化是形势派和理法派出现了合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如前所述的理法派本身源自于赣南风水术士,与形势派之间相容之处颇多。另一方面是由于宋末元初蒙古人的南侵,迫使赣南和闽西客家人更大规模地往粤东粤北迁徙,由此势必把主要流行于赣南的形势派风水术和主要流行于闽西闽中的理法派风水术带入上述地区。明清时期,梅州已成为客家人的第二块根据地,此地人文渊薮,达到了与赣南闽西同等的程度。因此,很可能就在此时形势派与理法派完成了合流的过程。此后至今,客家地区的风水术士是既操罗盘以定向位,又重视龙穴砂水的配合,再也没有什么形势派和理法派的区别了。
         明清时期,是客家民系的进一步发展时期。此时,风水活动已经成为一种风俗普及于赣闽粤广大客家地区,风水观念则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深深浸透于人们的心灵之中。表现之一是:这一时期各地遍建风水塔,人们相信这可以祈福消灾。如在河流的转弯处或交汇处建水口塔以镇水患;在城镇附近的山上建文峰塔以祈文教昌盛,科宦发达等等。表现之二是:风水思想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而具有约束力。如清代宁都直隶州府曾明令禁止庶民在莲花山挖煤、烧石灰,原因是:“莲花山系州城发脉之处,”在此挖煤烧石灰,就会破坏“州县龙脉”,应即予究治。表现之三是:葬俗上停柩不葬和坟墓屡迁不厌之风越来越严重。如乾隆《嘉应州志》卷一“舆地部·风俗”云:“葬惑于风水之说,有数十年不葬者。葬数年必启视,洗骸,贮以瓦罐,至数百年远祖,犹为洗视。或屡经起迁,遗骸残蚀,止余数片,仍转徙不已。甚且听信堪舆,营谋吉穴,侵扩盗葬,构讼兴狱破产,以争尺壤。俗之愚陋,莫丧葬为甚。”同治《雩都县志》卷五“民俗”也载:“停柩不葬有至数年、十数年,甚而数十年者。其因有二:一由南方地湿,惧水蚁之为害,择地无吉或不敢葬;一由俗倘侈靡,亲死以散帛广至客为多能,惧丧无费或虑居隘而不葬。”这一陋习也盛行于闽西,如民国《长汀县志》“礼俗志”载:“汀俗葬亲迷信风水,寄葬择地久而不决,甚有延至数十年,子孙俱逝而棺骸未归茔穴。此尤悖礼败俗,亟应革除者也。”总之,这一时期风水术在客家地区普及、深入人心的同时,也越来越走向迷信化,大有“风水人间不可无,全凭阴德两相扶”的趋势。
           明清时期,客家地区风水术的另一发展变化是形势派和理法派出现了合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如前所述的理法派本身源自于赣南风水术士,与形势派之间相容之处颇多。另一方面是由于宋末元初蒙古人的南侵,迫使赣南和闽西客家人更大规模地往粤东粤北迁徙,由此势必把主要流行于赣南的形势派风水术和主要流行于闽西闽中的理法派风水术带入上述地区。明清时期,梅州已成为客家人的第二块根据地,此地人文渊薮,达到了与赣南闽西同等的程度。因此,很可能就在此时形势派与理法派完成了合流的过程。此后至今,客家地区的风水术士是既操罗盘以定向位,又重视龙穴砂水的配合,再也没有什么形势派和理法派的区别了。

风水的断代发展史

选择适合生息繁衍的居住地,是古人生产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家证实,人类最初的居住地多选择在盆地、冲积扇平原、河阶台地、两河交汇处、湖中砂地、海滨等“山环水抱”之地,即向阳、避风、近水、物产丰富,能够提供人类生存所需的食物、土地、水、柴禾等人类生活必需品的地方。随着古人选择居住地经验的积累和丰富,他们将这些经验逐渐归纳为一门学科——风水。

风水起源于人类早期的择地而居,形成于汉晋之际,成熟于唐、宋、元,明清时期日臻完善,清康熙朝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清乾隆朝编辑的《四库全书》,都将风水视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风水术在中国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其大体发展过程有两种划分法。一种是按断代划分,则可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明清、当代。一种是按照知识含量划分,可分为本能阶段、经验阶段、知识阶段、学说及派系形成阶段。

风水的断代发展史插图

一、断代风水发展简史

1.先秦——风水术之孕育

先秦时代,真正的风水术尚未产生,但类似风水术的相地行为已经普遍存在。原始人类狩猎时期,出现了与风水术相关的相地知识,为后来风水术的产生提供了前提。

早期原始社会,原始部落以渔猎、采集食物为生,多选择食物丰富、温暖避风的地方居住。《易经·系辞下》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墨子•辞过》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陵阜,河流的台阶地带。《墨子·节用》曰:“古人因丘陵掘穴而处。”许多考古遗址都在靠近水边的突破上发现。先民生活在这样的地带,便于取水,又能躲避洪水的威胁,也可以躲避风雨日晒等,此乃风水学近水而居原则的雏形。

考古发现距今约18000余的北京山顶洞人,就住在自然形成的山洞里,该洞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当时的北京袁人将洞分为上室、下室、下窖三部分。上室位于洞穴东半部,面积约11m2,较宽敞,地势较高,适宜生人居住。下室位于洞穴西半部,地势稍低,有完整的残骸遗存,而在人体残骸周围撇有象征生命力,献血之红色的赤铁矿粉末的痕迹。下窖地势比下室更低,南北约3m,东西约1m,是一条南北向的深沟,这里有丢弃的许多动物骨骸。从这三个洞的功能区分来看,山顶洞人对生人与死人的居住是分区处理的。生人在上,死人在下,生人居东,死人居西,但对死者残骸并非随意处置,从残骸周围撇的赤铁矿粉来看,山顶洞人对死者带有感情色彩的成分,这在后世中国风水文化中就形成了“事死如事生”的思想。

我国古代还有一个巢居时代,上古人类少而禽兽多,人类居住在地面上,经常遭受禽兽的攻击,每时每刻都存在着伤亡危险,这时候有巢氏出现了,传说他出生在九嶷山以南的苍梧,曾经游过仙山,经仙人指点而有了异乎寻常的智慧,受到鸟类在树上筑巢的启发,发明了巢居。教导人们用树枝和藤条在高达的树干上建造房屋,房屋的四壁和屋顶都用树枝遮挡得严严实实,既可挡风避雨,又可防止禽兽的攻击,人们从此不再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因此,有巢氏被人们推举为部落酋长,各部落一致推举他为总首领,尊称他为巢皇,即部落联盟总部的大酋长。

《庄子·盗跖》曰:“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孟子》曰:“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窑。”《韩非子·五蠹》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这一传说,反映了我国原始时代由穴居进入巢居的情况。

浙江余姚河姆渡发掘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聚落遗址,遗存了许多较完整的原始巢居。进而,又根据大量已发掘的河姆渡文化遗迹得到证明,中国长江中下游一带原始先民的巢居方式大约经历了单株树巢——多株树巢——干阑巢居——穿斗式地面房舍的发展阶段。

洞居、巢居之外,还有穴居的形式。半坡遗址是中国原始半地穴式穴居的典型代表。半坡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灞桥区河东岸,是黄河流域一处典型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距今约6000年左右,现存遗址面积约5万m2,半坡居民住的房屋大多是半地穴式的。

地穴呈方形或圆形,其建造方法是,先在地面挖掘50~80cm深度不等的穴,然后用木桩密布于穴壁四周,再在其上端覆盖人字形屋顶,组成半米高的草棚,用枝叶和藤蔓在桩间编结成壁体以御寒、挡风、遮雨,又用草和泥抹平壁体及顶盖的缝隙,开一扇低矮的门便于出入,在草棚下挖一个浅坑即穴,坑底铺上草泥土或胶泥,以防潮,利于水面。这种住宅的舒适度要远远超过先前的岩洞或递交式的穴,半坡村由居住区、制陶作坊区和公共目的三部分组成。发现房屋46座,居住区周围有壕沟围绕,可以防野兽的侵害。居住区中央有长方形大屋,应当是氏族集体活动的场所。半坡村成人死后埋入公共目的。考古学家通过对大量仰韶文化遗址的翔实考察,尤其是对半坡遗址发掘的13畜聚落群的研究,梳理出一个非常清晰的“穴居序列”,即自然洞穴——横穴——半横穴——竖穴——半地穴——原始地面房舍,这样一个极为缓慢而复杂的演变过程。

半坡遗址半地穴式房屋反映的是当时我国北方地理环境下的居住特色,而南方长江流域则采用了干阑式的房屋,在距今6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里就有这种干阑式房屋,干阑屋将大树树干埋入地下做支架,在支架上盖草,房屋一般建在背山面水、阳光明媚的地方。因为长江流域高温多于,春夏之交潮湿异常,所以古人采用了干阑式房屋以避潮。因此,《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三国时吴国人项峻的《始学编》称:“上古皆穴处,有圣人出,教之巢居,今南方巢居,北方穴处,古之遗俗也!”

半地穴式房屋有一半在土里,因为北方寒冷。干阑式房屋在房子下面由栏杆制成,因为南方潮湿,如果房屋在地上,会进水,而且栏杆里面还可以养猪。主要是因为地域和气候不同,一个在土中,一个在地上。

浐河右岸台阶地带的新石器时代半坡遗址,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冬暖夏凉,此乃风水术提倡的“子山午向”原则。

考古发现的遗址都有共同的特点:地势偏高,即取坡度台阶地;地点选在河床边;土质干燥;地基坚实;水源充足;水质纯净;交通便利;四周必须有林木。一个部落的居住地往往要经过相地和占卜后才能获得。这些条件都是后来的风水学说追求的目标。

进入阶级社会后,相地知识逐渐丰富。甲骨文的卜辞、《诗经》、《尚书•禹贡》、《山海经》、《管子》、《周礼》等著作都记载了一些与相地术有关的知识或方法,其中《周礼•司徒》记载了与风水密切相关的“土宜法”:“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意思是说,以各种土地适宜于各类人民、鸟兽、草木的法则,辨别十二土地区域中各物名号,占视人民的居处,知道趋利避害,使人民旺盛,使鸟兽繁殖,使草木生长。林尹在《周礼今注今译》中解释说,“十二土,古王者封国时应天上星宿之位分为十二……按:十二谓应天上星而分之十二土地区域也。”这种方法被后世的风水学继承并发扬光大,即将天上的十二次与地面区域相对应,划分十二区域,作为判断吉凶的依据。

商人笃信上帝,每遇军国大事必通过占卜请示上帝,由上帝决断。占卜在商人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上至军国大事,下至日常琐事,都要通过占卜决策,择居时进行占卜是其中的一详重要内容。后来司马迁在《史记·龟策列传》中云:“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又说:“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

商人用龟卜来择居,古时成为卜宅或卜居。甲骨文中能找到大量与卜宅活动有关的卜辞,如卜问在某土作新邑是否合适,上帝是否营运等。

甲骨文中的宫、室、安等字均用“宀”。《说文》曰:“宀,交覆深屋也,象形。”

修筑新的城邑,卜辞叫“乍(作)邑”,卜辞中遗留了大量“乍(作)邑”的占卜记录,如:

子卜,宾贞:我乍(作)邑?(《乙》五八三)

壬寅卜,谷贞;我作邑?(《京》一六0四)

这两则卜辞都是卜问:可以兴建城邑不?

辛卯卜,谷贞;基方作部,其诺。(《谷》一二一)

意即在基方这里修筑城郭,上帝会赞同不?

己卯卜,争贞:王乍(作)邑,帝若(诺)?我从,之(兹)唐。(《乙》五七0)

此则卜辞表明商王要修建新的城邑,卜问城址建在何处妥当,上帝统一不统一,验辞表示应建在唐(地名),于是,“我从,之(兹)唐”,即我愿听从上帝的明示,将新城建在唐这个地方。

又如:商王欲在鹿(地名)之东北修造城邑,反复多次卜问是否可行,卜辞载:

己亥卜,丙贞:王(有)石才(在)鹿北东,乍(作)邑于之(兹)?(《乙》三二一二)

商一流下来的这些占卜建筑的记载,为我们研究商人卜宅的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如果说商人是卜宅,那么,周人则为相宅。周人相宅活动最为典型的是公刘相豳。公刘是周朝发祥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风水史上的重要任务。《史记·周本纪》曰:“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

公刘修后稷之业,务耕种,使民有畜积,民赖其庆。他还善于观察土地的肥沃成都。《诗经·生民》叙述了公刘率领周族人离开邰地,迁都于豳(邠,今陕西旬邑县内),为周人日益兴盛奠定了基础。

《诗经·大雅·公刘》称颂道: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上文的意思是说:好心的公刘,看准了这块地。人民越聚越多,个个都觉得满意,没有一个人叹气。他一会儿上山冈,一会儿下平地。腰里载着啥东西?原来是美丽的玉石,装饰刀鞘的头和尾。

好心的公刘,走向众水泉,观看广大的平原。他登上南冈,发现了叫做京的地方。就在京邑的旷地,长住的安了身,寄居的有了房。到处有谈笑,到处闹嚷嚷。

好心的公刘,在京邑安家停当。臣僚们走下来严肃安详。叫他们就竹席、就矮几,身靠矮几坐席上,次序分明列成行。把猪赶出圈,用瓢舀酒浆,让大家有吃又有喝,做大家的君主和族长。

好心的公刘,开辟土地宽又长,观测日影上高冈,勘察山南和山北,看看流泉去哪方。成立三军轮班用,洼地平地都丈量,开出田地产食粮,丈量展到山西方,豳人的土地真宽广。

此诗称颂公刘不辞劳苦,相土尝水,观察山川,相其阴阳,选在歧山之下的豳建立家园,使周族富强起来。这里公刘“陟”即爬山实地观察,“胥”、“相”、“瞻”、“观”即远观近察,反复对比;度即实地勘测度量;加上“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这实际上相当于后来风水形法家相地步骤——寻龙、察砂、观水、点穴。

公刘率周族人在豳地努力耕作,加之居在风水宝地,周族后来果然日益繁盛起来了,周族也在此地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至古公亶父时,因环境的变迁和戎狄的侵扰,才不得不迁与周原。

古公率族人迁居岐山(在今陕西)下的周原。周原土地肥美,适于农耕古公在那里营建城郭,划分邑落,修筑寨堡和神庙,建筑房屋,使周族人不再在窑洞居住,彻底改善了人们的居住环境。他还大力发展农耕经济,使周族强盛起来。他还大力发展农耕经济,使周族强盛起来,邻居的部族也纷纷归属。

       风水术,又称堪舆术,是一种从古代沿袭至今的择吉避凶的术数。客家人崇信风水,每逢婚丧喜庆,盖房子、打灶、挖井、选坟地乃至于修桥筑路等,都要请风水先生堪地利,看风水,择良辰吉日。这种风俗,自古至今,长盛不衰,以致积淀为颇具特色的“客家风水文化”。
      然而,风水术这种北方文化是怎样传入客家地区的呢?它与客家民系的形成、发展、壮大有什么关系?它是怎样适应了客家人的生存需要,又对现代客家人的精神生活起着怎样的影响呢?下面,就这些问题作点阐述和介绍。
历史悠久的风水文化插图
      (一)风水术的发生与发展
      “风水”一语,最早见于托名晋郭璞所作的《葬经》,其云:“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可见,风水本是古代相地术的两大要素,它的核心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古人迷信,认为人死灵魂不灭,因此死后的葬所,是生前住所的延伸和继续,因而居住环境又有阳宅和阴宅之分。风水的寻求,从根本上说是为满足人们避凶趋吉的心理需要。
      关于《葬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指出并非出自郭璞之手,而是“至宋始出”,很可能是宋代人的伪托。然而,我国风水的意识却产生很早。据现有资料推测,相地之法,大约起源于原始聚落的营建。在原始社会的早期,人类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群居生活,他们常常逐水草而迁徙,没有稳定的居所。到距今约六七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人类进入了母系氏族繁荣阶段,过上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于是开始了稳定的定居生活,由此而导致了择地的需求。仰韶文化的氏族村落,大都分布在河流两岸的黄土台地上。河流转弯或两河交汇的地方,更是当时人们喜居的地方。著名的西安半坡村遗址,就座落在一块面临浐河的凸地上,其房舍具有近水向阳的特点,且四周有壕沟,可防敌害,是一处理想的居所。这说明当时人们已较重视聚落的选址。
      到了殷周时期,已经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相地活动。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大量的关于建筑的卜辞,如作邑、作案、作宗庙、作宫室、作塘等等。周人的几次迁都和营建新邑,更是经过反复卜问和勘察。如周人祖先公刘率众由邰迁豳,他亲自勘察宅茔“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译文“看了平原又上山,山南山北堪察忙,查明水源和流向”)(《诗经·大雅·公刘》)他的后人古公亶父又迁居于岐山足下的周原,这里近水而又不被水淹,通气而又不遭风灾,周人便在此营建城廓并开始发达起来。周灭商后,为了镇抚东方,开始营建东都洛邑。在建洛邑之前,亦反复堪察卜问而后定。《尚书·周书·诏诰》详细记载了此次定都的具体过程:“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出。越三日,戊申,太保朝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这段话白译为:“二月中旬,乙未这天,周成王早晨从镐京出发,到了丰。太保召公在周公之前,到洛地勘察宫室宗庙的基地。到了六月初三,新月露出光辉。又过了三日,到戊申这一天,太保召公于早晨到了洛地,占卜公室宗庙的基地,结果一卜得吉,便立即开始了测量营建洛邑的工作。”……
         由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早在殷周之际,我们智慧的先人对房屋座落的方向及周围的居住环境,就已经留心考察。至于一国之都邑,更是慎重其事,绝不会随便找个地方就营建起来。这可以说是风水术的孕育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思想战线呈现出空前的活跃,儒、法、道、墨、阴阳、八卦、五行等各种学说和主张争奇斗艳,互相诘辩,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战国七雄争霸,封建割据,竞相筑城,掀起了城市建设高潮。这个时期出现的《考工记》、《管子》、《周礼》等著作,总结了城市建设的经验,制订和提出了建国(都城)与营国制度,以及城市的选址理论。这些成果为风水术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秦汉时期是风水术的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大规模的宫室营建为风水术的形成造成了物质前提;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孟喜、京房等人的易学理论为风水以及一切术数提供了理论与方法。特别是东汉神学思潮使得建筑中各种禁忌与迷信越发盛行,如“起宅盖房必择日”,“太岁头上不能动土”已成为阳宅建筑中应遵循的重要规则。此时,阴宅风水理论也在渐渐形成,“死人归阴,生人归阳”的认识,葬人不仅要选择风水宝地,而且要选择良辰吉日的观念,已经普遍存在,成为风水术的重要内容。司马迁的《史记·日者传》将堪舆家列为孝武帝时的许多占卜家流派之一,而堪舆家就是后世的风水先生,他们几乎是专职的。
      与风水活动频繁的同时,秦汉时期还出现了一批有关风水的专著,如《堪舆金匮》、《宫宅地形》、《周公卜宅经》、《图宅术》、《大衍元基》、《葬历》等等。这表明,秦汉时期风水术已经完成了从实践到理论的形成过程。因而,也可以称为风水学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风水学迅猛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政治黑暗,战乱频繁,人们普遍感到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于是,风水观念趁虚而入,从民间渗透进高层文化圈,并被许多人所接受。如三国时著名的魏国方士管辂,以占筮、相术著称于世,也能相墓,据说他随军西行经过魏将母丘俭的墓,曾“倚树哀吟”,人问其故,他说:“树木虽茂,无形可久,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已备,法当死族。”后“不过二载,其应至矣。”管辂此人,后世风水先生甚为推崇,很多风水书籍托名于他。又如晋代陶渊明的祖父陶侃,李白很欣赏的襄阳太守羊祜都是很相信风水的。陶侃曾听信相墓人的话,葬己父于卧牛地。羊祜信相墓方士的话,怕自己的祖墓有帝王之气遭皇帝猜忌惹祸,派人凿去风水。这一时期,南北文化和外来文化处于大融汇状态,玄学的兴盛和山水美学的发展,把风水学理论又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风水学著作,其中魏管辂的《管氏地理指蒙》,南北朝王征的《黄帝宅经》等,是风水学中较重要的著述。
      综上所述,风水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和其它文化现象一样,首先发生、形成、发展于中原地区。隋唐以前,它也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两岸地区,尚没有传播到现在的客家地区。
      (二)客家先民的南迁与风水术进入赣南
      风水术是何时传播到客家地区的?这与客家先民的南迁直接相关。
      在本书“历史篇”中,我们已经阐明,唐朝中后期至五代,由于北方战乱不休,造成了客家先民的大批南迁并进入客家地区。
      客家先民的南迁,必然带来北方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传统文化,因此 ,也就在这一时期,风水术悄然流入了客家地区。
      从客家地区风水术士们世代相传的口碑资料中,我们知道,将风水术带入客家地区的主要是杨筠松。关于杨筠松其人其事,《唐书》无传,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其名氏,《宋史·艺文志》则称为杨救贫,亦不详其始末,惟术家口耳相传和方志的零星记载。如清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二十六“方伎志”云:“杨益,字筠松,窦州人,官金紫光禄大夫,掌灵台地理事。黄巢破京城,益窃秘方中禁术,与仆都监自长安奔虔化怀德乡。爱其山水,遂家焉。以其术授曾文辿,刘广东(应为刘江东——笔者)诸徒,世称救贫仙人。卒葬雩都寒信峡药口坝,今呼为杨公坝。著有《青襄》、《疑龙撼龙》、《穴法》、《倒杖》诸书传世。”
       类似的记载还见于《江西通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籍中。
      由上述资料可知,杨筠松属唐末避乱南迁的客家先民。他由长安来到赣南以后,便在这里居住下来,寻龙追脉,从事风水术的实践活动,并授徒传术,使风水术在赣南播延开来。
       唐时,虔州(今赣州)领赣县、虔化、雩都、南康、大庾、信丰、安远等七县,杨筠松操风水术足迹遍及各县。今天赣州市沙河乡的杨仙岭,于都县宽田乡的杨公坝,兴国县梅窖乡的三寮,瑞金县叶坪乡的观音岭,寻乌县南桥乡的青龙洞等等,都留下了关于杨救贫的遗迹和传说故事。这些传说,妇孺皆知,有口皆碑,令人津津乐道。一般人不知道杨筠松这个名字,杨救贫却名闻遐迩,几乎无人不晓。
      杨筠松继承和发展了风水术中的形法理论,创立了江西形势派(实际上是赣南派)。其理论的特点是主形势,定向位,强调龙、穴、砂、水的配合。实质上就是因地制宜,因形选择,观察来龙去脉,追求优美意境,特别看重分析地表、地势、地场、地气、土壤及方向,尽可能使宅基于山灵水秀之处。相传杨筠松阐发形法理论的著作有《正龙子经》、《疑龙经》、《撼龙经》、《黑囊经》、《青囊奥语》、《葬法十二杖》等。但据专家学者们考证,“杨筠松本人创作的风水著作并不很多,《宋史·艺文志》载有杨救贫《正龙子经》一卷,现似乎已失传。后世托名杨筠松所作的风水著作甚多,都不可信。因为据《江西通志》引《安志》云,江西派初起时,杨曾等人并不著文字,只稍有口诀而已。所以,杨筠松的主要活动是传业授徒。”他的主要弟子有曾文辿,刘江东,二人均为今于都人,方志中有记载:
      “曾文辿,居会同里同口。师事杨筠松,熟究天文、谶纬、黄庭、内经诸书,尤精地理。梁贞明间,游袁州万载,爱其县北西山之胜,谓其徒曰:死葬我于此,卒如其言。……著有《寻龙记》上下篇行世。”
       “刘江东,上牢人。杨筠松避黄巢之乱来虔州,江东与同邑曾文辿师事之,得其术。”
        自从杨筠松在赣南授业传徒之后,风水术士就成为客家地区世代相传的职业,杨筠松也因此成了历代风水术士共同尊奉的祖师。
      (三)客家民系的形成发展与形势派风水术的兴盛播衍。
      两宋时期,随着客家民系的孕育形成,一些客家文化事象也逐渐形成。也就在这一时期,形势派风水术大大兴盛起来。其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一时期信奉风水术的人越来越多。关于这一点,由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风水等方伎术数一直被正统的高层文化人士所轻视,正史中极少记载有关的情况,以致我们今天很难从正史或其它史志中找到有关材料。但宋代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有云:“江西有风水之学,往往人能道之。”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江西赣南等地风水术兴盛之一斑。
      其次,这一时期赣南等地风水术名流辈出,这些风水术士不仅在本地看风水,而且声名远播,被请去外地看风水。如:
      “廖瑀,字伯禹。……宋初,以茂异荐,不第,精研父三传堪舆术。卜居金精山,自称金精山人。著有《怀玉经》。尝为饶州许氏卜宅,曰:后世子孙当有为吾州守者。建炎四年,许氏子中知虔州,忆瑀遗言,遣使致祭,为立碑记。”
      “谢世南,廖瑀子婿,亲受廖瑀术。传子永锡。游公卿间,官至武功大夫。……及卒,侍郎廖彦铭其墓,博士米芾书丹,人以为二绝。”
      “赖文俊,字太素,宋时人。精地理,人呼赖布衣。著《催官篇》,以天星阐龙穴砂水秘,至今传诵。”赖文俊是宁都人,曾文辿之婿,为江西派的第三代传人。他浪迹江湖,以“先知山人”的别号在福建相地,有很名气。
      另外,《古今图书集成·堪舆部》列传的宋时江西派名流尚有刘潜、傅伯通、邹宽等人。他们在风水术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很有成就。刘潜为南康人,著有《地理诸说》行世。傅伯通师从廖瑀,其术颇精,闻达于朝廷。宋室南迁后,傅伯通奉诏去相看杭州是否适合做都城。他相看后上表说,杭州过去虽然曾经称雄,实际上无论从形势或局面来看都是弱小的,只适宜做一方巨镇,而不能做百祀的京畿。否则,皇帝来此驻跸只能维持偏安局面,在此建都则难奄九有。这份奏表呈上后,南宋朝廷乃升杭州为临安府而称为行在,南宋最后竟偏安于此。邹宽与傅伯通同师廖瑀,深得推崇。他曾为汪伯彦卜地葬亲,因为墓地卜选得好,汪伯彦果然于丁未年拜相。他还借谈堪舆寄信劝说汪伯彦抗金,但不果。
      第三、这一时期形势派风水学理论著作大量涌现。综合各种资料,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除上述廖瑀的《怀玉经》、赖文俊的《催官篇》和刘潜的《地理诸说》外,尚有:黄妙的《博山篇》;廖瑀的《九星穴法》、《十六葬法》、《鳌极精金》;谢和卿的《神宝经》、《天宝经》;刘见道的《承生秘宝经》;孙泊刚的《琼林国宝经》;胡矮仙的《三十六穴图至宝经》;以及托名杨筠松的《撼龙经》和《疑龙经》,二书中对山龙、脉络、形势的论述,典型地反映出形法派风水术的特色。
      北宋后期至南宋,是客家民系形成后的第一次发展时期。客家人由于自身的发展繁衍,原居地已不足生计,于是由赣南东北部、中部向西南部发展;由闽西的西北部、中部向闽西纵深和闽西南部发展。这两股势力并推进到了粤东和粤北。
      随着客家民系的发展,形势派风水术也迅速向广大客家地区播延。到南宋时,并从中衍生出一个新的流派——理法派。理法派风水术“纯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克之理,”即以八卦、十二支、天星、五行为四纲,讲究方位;特别是重视罗盘定向,阳山阳向,阴山阴向,不相乖错,以定生克。
      理法派由王伋等人创立。王伋为南宋时江西赣州人,他因科举失利,弃家浪游江湖,后居福建建瓯,利用其风水术使其迁居地出了何太宰诸人,因此声名大振,其所用的风水术遂被称之为福建派。
由上可知,王伋本身系客家人,他后来移居的福建建瓯,即今福建建宁,也属客家杂居地,因此,很可能王伋的风水术当时也主要在客家人中流行。加上王伋所用的“纯取五星八卦”之法,原本就是江西派的传统方法;还有,宋元时期的理法派著作亦多为江西人所作。所有这些,足以证明,理法派实际上也源自于赣南风水术士,它的产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形势派风水术的兴盛与发展。
      明清时期,是客家民系的进一步发展时期。此时,风水活动已经成为一种风俗普及于赣闽粤广大客家地区,风水观念则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深深浸透于人们的心灵之中。表现之一是:这一时期各地遍建风水塔,人们相信这可以祈福消灾。如在河流的转弯处或交汇处建水口塔以镇水患;在城镇附近的山上建文峰塔以祈文教昌盛,科宦发达等等。表现之二是:风水思想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而具有约束力。如清代宁都直隶州府曾明令禁止庶民在莲花山挖煤、烧石灰,原因是:“莲花山系州城发脉之处,”在此挖煤烧石灰,就会破坏“州县龙脉”,应即予究治。表现之三是:葬俗上停柩不葬和坟墓屡迁不厌之风越来越严重。如乾隆《嘉应州志》卷一“舆地部·风俗”云:“葬惑于风水之说,有数十年不葬者。葬数年必启视,洗骸,贮以瓦罐,至数百年远祖,犹为洗视。或屡经起迁,遗骸残蚀,止余数片,仍转徙不已。甚且听信堪舆,营谋吉穴,侵扩盗葬,构讼兴狱破产,以争尺壤。俗之愚陋,莫丧葬为甚。”同治《雩都县志》卷五“民俗”也载:“停柩不葬有至数年、十数年,甚而数十年者。其因有二:一由南方地湿,惧水蚁之为害,择地无吉或不敢葬;一由俗倘侈靡,亲死以散帛广至客为多能,惧丧无费或虑居隘而不葬。”这一陋习也盛行于闽西,如民国《长汀县志》“礼俗志”载:“汀俗葬亲迷信风水,寄葬择地久而不决,甚有延至数十年,子孙俱逝而棺骸未归茔穴。此尤悖礼败俗,亟应革除者也。”总之,这一时期风水术在客家地区普及、深入人心的同时,也越来越走向迷信化,大有“风水人间不可无,全凭阴德两相扶”的趋势。
      明清时期,客家地区风水术的另一发展变化是形势派和理法派出现了合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如前所述的理法派本身源自于赣南风水术士,与形势派之间相容之处颇多。另一方面是由于宋末元初蒙古人的南侵,迫使赣南和闽西客家人更大规模地往粤东粤北迁徙,由此势必把主要流行于赣南的形势派风水术和主要流行于闽西闽中的理法派风水术带入上述地区。明清时期,梅州已成为客家人的第二块根据地,此地人文渊薮,达到了与赣南闽西同等的程度。因此,很可能就在此时形势派与理法派完成了合流的过程。此后至今,客家地区的风水术士是既操罗盘以定向位,又重视龙穴砂水的配合,再也没有什么形势派和理法派的区别了。

中国风水发展史

全书叙述了中国风水从古代萌芽、发展到近代的风水门类流派纷呈,大部份风水流派逐渐误入江湖化的全过程。文章概述了各类风水流派的主旨和理论观点以及它们的异同。重点介绍了东晋郭璞、唐代杨益(筠松)的具有唯物辨证思想的风水观、理论依据及其典籍。作者还就如何历史地看待中国风水的问题作了较为正确、科学的论述。本书作为读者了解、研究中国风水的发展及其主要文史典籍,不失是一篇导读的好文章。

中国风水发展史插图

第一章    中国风水的萌芽

 

第一节    原始风水

 

据传我国远古是有巢氏发明了巢居,轩辕氏发明了穴居。巢居是人们依树而居的方式。这种树居的方式在地势低洼和气候湿热地区或季节是广泛使用的,后来发展为干栏居。直到今天,仍有不少的民族和地区在使用这种居住方式,如非洲、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以及我国的西南地区。而在地势高亢或寒冷的地区或季节,原始人类则选择天然洞穴作为他们的栖身之地。这已为考古学所证明了的,如北京猿人、山顶洞人、广东马坝人等均是依洞而栖的。正所谓古人云:“夏则居橧巢,冬则居营窟”。

原始社会的人类,为了抗御外来自然界的侵袭,如野兽的袭击,气候寒暑等,而择居于树上或山洞。这种择居条件,除考虑树木是否牢固,土洞会不会塌方的安全以外,可能也会考虑到阳光的照射、气候的变化、位置的适宜、通风采光等等。这种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观点,就是中国风水的原始观点,即是中国原始风水术。巢居树上或栖居山洞的实施,如树上的造巢或山洞除去杂草污泥等,可以说就是我国建筑工程或者是建筑学的开始,这一漫长时间的风水,可称为中国的原始风水,或原始建筑。

 

第二节   氏族风水

 

大约到6、7千年前,人类已发展到氏族社会,人们过着母系氏族群居生活,由原来的动荡不定的游牧、采集、渔猎的生活,发展到相对稳定的农耕生产生活,为了生活和生产劳动的便利,也就必须择地而居。仰韶文化的氏族村落都分布在河流两岸的黄土台地上。著名的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村落遗址,就坐落在一块面临浐河的台地上,南依白鹿原,白鹿原林木茂密,浐河河水清澈,人们在这里劳动生产,安居乐业。这个遗址有1万多平方米,由居住区、制陶作坊和公共墓地组成,是一个大型的氏族聚落。稍后的龙山文化也大多选择在近水向阳的台地上营建氏族聚落。这种择地的标准或要求,如依山傍水,蔽风朝阳等,就是群居风水,或称为氏族风水。

我国考古学家就是根据“依山傍水朝阳”这一风水观点,首次在河北省武安县发掘出磁山遗址。相继在河南省新郑县发掘季冈遗址。……在江西省赣南地区发现的石器时代的村落遗址就有四、五处之多。

 

第二章   中国风水的发展

 

第一节    开创于炎黄时期(公元前2697年-公元前2365年)的发明

据传,黄帝战蚩尤就已经制造了指南车。唐代王瓘《轩辕本纪》称:“黄帝始划野分州,有青乌子善相地理。”因此,在黄帝时期(公元前2697年-前2598年)不但有可利用来定方向的指南车,有了地理术,而且还有了相地师青乌子。这些事实虽然不很可靠,但说明中国风水是萌芽得早很早的。

 

一、 历法的产生

根据历法资料,据传天皇氏创干支,伏羲氏作甲历,黄帝氏命大桡作甲子,太昊氏(公元前2697年-公元前2598年)设历正,颛顼氏(公元前2513年-公元前2436年)作新历,帝尧氏(公元前2357年-公元前2256年)命羲和敬授人时,期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定四时而成岁。迄至夏禹(公元前2205年-公元前1786年)元年丙子(公元前2205年),即颁夏历于邦国,为我国民用历(阴阳合历)的开始。亦即中国风水日家之萌芽。自黄帝迄夏禹,为时已四百七十四年。

二、 阴阳五行的产生

距今四千八百余年前的伏羲氏王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伏羲氏遂则其文以画先天八卦。其文为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

到夏禹时,据《辞源》载:“大禹治水,理龟负文列于背,其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畴;其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而五居中。按《汉书·五行志》言,《周书·洪范篇》载: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

据《协纪》称“六经论五行者,始见于《尚书·洪范》,曰:五行者,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大禹谟》曰:水火木金土,谷维修其源,起于河图洛书数。盖河图之一六,水也。二七,火也。三八,木也。四九,金也。五十,土也。在图则左旋而相生,在书则右旋而相克也……

由此观之,阴阳五行到夏禹治水时即已产生了。自伏羲氏画八卦至夏禹为时二千二百余年。

按:《尚书》为世界最古之史记,至秦始皇焚书坑儒已亡迭。后来东汉章帝(公元76-公元88年)时,鲁王坏孔子旧居,于壁中得简《尚书》,皆科斗文。(科斗文系周代古文)号为古文《尚书》。因此阴阳五行在周代前已有,是没有问题的。

 

三、 土圭的产生

中国航海航空的罗盘,源于中国风水罗盘,而风水罗盘是源于土圭,因而土圭就是中国罗盘的始祖。产生土圭的确切年代,也是无法考证的,仅能在《周礼》里面,找一点资料。《周礼》是周公旦居以后(公元前1115年以后)年作,也算得上很古了。

《周礼·考工记》载:“匠人建国,水地以悬,置垫以悬,视以景,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考之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就是在水平地的中央竖一根与地平面垂直的木杆,从日出到日没,天天的连续观影。并在平面做上纪录,至日影吻合为止,周而复始,得出日影规律,然后根据日景规律制造成土圭,这种土圭,后来成为定时的日晷。在民国年间,没有广播电视时,还用日晷定午时放午炮。

《周礼》还载:“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还载:“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可见当时的土圭,非但是依靠日景可以定方定时,而且还用以封国测土地和相宅。

这种土圭的盘面注记在圆周上均分十二份,分别依序注记十二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在圆周的圆心竖一根与盘面垂直的直杆。在有太阳照射的时候,观日影以正方定时。这是中国风水罗盘的萌芽。

自此,中国风水的日家理论和阴阳五行理论,以及实践的工具——中国风水罗盘,即中国风水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从此就建立起来了。

 

第二节    龟卜、卜筮与相宅相墓

一、殷商(公元前1783年-公元前1135年)的龟卜

占卜活动当起始于蒙昧时期的原始社会,即原始风水时期,到殷商(公元前1783年—公元前1135年)时代就已经有了较完善的制度。据殷墟甲骨和有关资料记载,在殷商时期主要是指龟卜,即是用火灼龟甲以取兆,从《周礼》记载看来,龟卜非但用于中国风水的卜宅,而且是当时的主要国事,如“凡国大员,卜立君,卜大封,则高作龟。大祭祀,则高命龟。凡小事淮卜,大迁,大师,则占龟。凡旅,陈龟。凡丧事,命龟。”

龟卜,即是取火灼龟甲,视其所灼列迹以取兆,是一种具体的直观以象面示人。现存的独有的代表作,是汉代司马迁著的《龟策列传》。

对甲骨文的研究表明,其中有大量的关于建筑的卜辞,如作邑、作宗庙、作宫室、作墉等等。作邑就是筑城,商代甲骨卜辞中就有不少作邑的记载:

己卯卜,争贞:王作邑,帝若,我从,兹唐。(《乙》570)

庚午卜,丙贞:王勿作邑在兹,帝若?

贞:王作邑,帝若?八月。(《丙》86)

文中“争”、“丙”是占卜者的名,“贞”是问的意思,“若”意为顺,表示允许。这是殷王要修建城邑而卜问以定吉凶之辞。

二、 周代(元前1134年-元前247年)的卜筮

迄至周代(公元前1134年-公元前247年),周文王根据伏羲以仰观俯察象形大自然所创画的先天八卦为体,创造了后天八卦,并作《易经》,孔子作了《易传》。据司马迁《史记》记载:“文王拘吴里而演《周易》。孔子晚年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自此,中国风水的卜宅,由龟卜渐次转化为卜筮。

所谓筮,《说文》云:“筮,易卦用蓍也”,即卜卦用的蓍草。卜筮,即是用卜数蓍草的数据推演所得卦的卦象卦爻辞来推断吉凶。这种筮法,与龟卜是不相同的。龟卜可以直观龟甲灼列的现象而定吉凶,筮卜是依据籍草数据,通过得卦的卦象卦爻辞的解释来定吉凶,即是《周易》的卜卦。

周承殷制,周人营邑亦是占卜而定,《书经·周书·召诰》记载: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丰。惟太保先周上相宅,越若来,三月。唯丙午出,越三日,太保朝至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

是说周成王于二月二十一日早晨,自镐京来到丰后,太保召公在周公之前先行到洛勘察,至下月初召公又来到洛,占卜得吉,并开始营建洛邑。周公(文王之子,名旦)卜洛,相宅于湹涧之间,成为中国卜宅风水的典模。在洛阳附近考古工作者已发现多处商周宫殿建筑遗址。

我国最早的卜筮专著是《周易》,据司马迁《史记》载,其作者大体是周文王作《易经》,孔子作《易传》,或者此二人是《经》、《传》的编撰整理者。其次是朱熹撰《周易本义》。

三、 秦汉(公元前246年-公元219年)的相宅相墓

秦汉(公元前246年-公元219年)时期的术数也是萌芽于原始社会,至夏商周三代,就已定型,《周礼·春官》说的:“大卜掌三易之法,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连山》是夏代的易学,象征山之出云,连绵不绝,由艮卦开始,应当是游牧时代产物,在草原观看天象而创《连山》。《归藏》是殷商的易学,象征万物莫不归藏其中,由坤卦起,当是以农业为主时代的产物,观生产物象而造《归藏》。《周易》为周文王造《易》,孔子作《传》是周代的易学,象征天地之象,天人关系,由乾坤二卦开始,已有上下尊卑六亲之序,是过渡到文明时代的产物,其中包括了天地人三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而《连山》、《归藏》早已失传,近代风水罗盘注记的《连山》和《归藏》,只有卦象而无文字,在运用上与《周易》分工,一为分金,一为消砂纳水,一为日家。

《周易》是我国自古迄今保存下来一部最完整的易学经典。其实早在汉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杨雄,仿《周易》占法,创立了《太玄经》,司马光曾为之作序。正如司马光《读玄》云:“或曰:《易》之法与《玄》异,杨子不遵《易》而自为之制,安在其赞《易》乎?且如与《易》同道,则既有《易》矣,何以玄为?。”因而不为世人所择。《周易》的发展,迄今三千余年来一直是直线型向广而深的发展着。汉代的京房(本姓李,字君明)创《京房易》,即为易学中著名的一派,给《周易》渗入纳甲。迄今风水界、命理界、卜卦界广泛采用。《周易》在《中国丛书综录》中收录的《易》类书,就多达九百余种。

秦汉(公元前246年-公元219年)时期,为中国风水术的形成时期。中国风水由卜宅转化为相宅相墓的风水术,是从《周易》,即后天八卦的爻变,产生《八宅》风水术。其中分东西各四宅的八宅法和五音相宅。八宅法,从汉代风水大师王充撰《论衡·四讳篇》就可看出。其云:“夫之四面皆地也,三面不谓之凶,盖西面独谓之不祥,何哉?”五音相宅,从宋·范晔撰《后汉书·艺文志》也可看出。其云:“宅有八术,以六甲名教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遇祸……故商家门不宜南向,徵家门不宜北向,则商南方火也。徵,北方水也。水胜火,火灭金,五行之气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门有宜向,向得其宜,富贵吉昌。向失其宜,贫贱衰耗”。

关于风水书的著作,据明代徐善继撰《人事须知》载:秦有隐君子体易撰《青囊经》,陈博注释。青乌子撰《青乌经》,汉朱桃仙撰《搜山记》,留侯张子房撰《赤霆经》,王充撰《论衡》,无名氏《狐首经》……。《宋史·艺文志》载:署名的有朱仙桃撰《地理赞》一卷,王澄撰《二宅心鉴》三卷,未署名的有《黄帝八宅经》一卷、《五音地理经诀》十卷、《行年起造九星图》一卷和《二宅赋》一卷。

随着中国风水的发展,风水术使用的工具中国罗盘也随着发展。由原来的日景方位的十二支土圭,改进为天盘八干四维,地盘十二支的天地双盘,天圆地方的司南,由日照方位改为有磁性的汤匙形指南(北)针。从此,相宅相墓就毋须依靠日照了,白天黑夜都可以定向。

日家在上古无论是造或葬是不择日的。《四库全书·御定星历考原·提要》说“……考古者,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其日用卜,不用择……。”随着由卜宅进而为相宅时,日家也随之发展为六壬术,因而中国罗盘也随之由司南进而为六壬盘。考古学家发掘的汉代司南和六壬盘,即是见证。

 

第三章   东晋(公元317年-419年)

创立科学风水学

第一节   郭璞(公元279年-公元324年)

撰写《葬书·原著》

八宅风水术,在汉代遭到社会人士的的谴责,特别是王充《论衡》中《四讳篇》的批判而中的。至魏晋(公元220年-公元419年)时期这种乘星气的八宅风水术,便已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郭璞《葬书》乘生气风水术。也是古代科学风水术的形成期。

郭璞为东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训诂学家。他是一位奇才。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显著的地位。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八王之乱”爆发。公元306匈奴贵族刘渊作乱,公元317年晋元帝仓皇南渡,建立东晋。郭璞身逢其时,为元帝所重,任著作佐郎,后迁尚书郎。早年即有许多诗赋闻诸诗坛。所作《尔雅注》、《尔雅音》、《尔雅图》、《尔雅图赞》等,集《尔雅》学之大成。另还著有《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等传世之作。王室南渡后,他十分关心国家命运,关注现实人生,深感世路坎坷而祸福难测,又目睹晋室争权夺利,不思北伐。伤时叹逝,仙思渺茫,乃作《游仙》十四首以咏怀,表达他深沉执著的爱国情感和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游仙》的表现形式与展示的吏治清明,富强国家的政治抱负不逊于屈原之《离骚》。所写仙境意象鲜明,幻而似真,笔势跌宕,造语新奇。《仙游》是郭璞的代表作。后世唐代李白的《古风》与李贺的《梦天》等名诗,乃传承《诗仙》的精神与风格之佳作。郭璞《幽思篇》中“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饱含哲理的名句,玄对山水,澄怀观道,颇有超越红尘,高天流云般的襟怀。预示着后来晋宋山水田园诗的兴起。晋末著名诗人陶渊明的归耕田园诗,便已把田园山水纳入了文学审美的视野,开辟了文学新题材的园地。他所作《山海经注》,其内容主要为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保存了不少远古神话传说,对古代的历史地理,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记叙和考究很有学术价值,其中风物记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之一。

据史载,郭璞曾受河东郭公《青囊经》九卷,由是洞之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所占多奇验,他集历代中国风水之大成,废除了八宅风水术,承继了《狐首经》和《青囊经》,撰写具有古代科学思想的《葬书》、《玉照定真经》等书。由是,奠定了中国风水——葬乘生气的理论基础。使其成为风水名家,受后世风水界的推崇,被尊称为东晋后历代中国风水的鼻祖。后王敦欲谋反时,命其卜筮,由于说其必败被杀,时年48岁。郭璞《葬书》,被皇朝收为“禁中御函秘书”,于皇宫内使用。

据《辞源》载:“郭璞,晋·闻喜(山西境)人,字景纯,博学有高才,词赋为东晋之冠,尤妙于阴阳历算五行卜筮之术,所占多奇验,其文学几为术数所掩,所著书有《尔雅注》、《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楚词注》、《子虚子林赋注》数十万言,后为王敦所杀”

郭璞在当时的影响很大,朝野都很相信风水。据《晋书·郭璞传》记载:“璞以母忧去职,卜葬地于暨阳,去水百步许。人以近水为言,璞曰:当即为陆矣。其后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

璞尝为人葬,帝微服往视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此法当灭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耳,帝甚异之。

《晋书·周访传》初陶侃(陶渊明祖父)微时,艰将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过一老父谓曰:“前见一牛眠于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当世出二千石”。言旋不见。侃寻牛得之,因葬其处。以所指别山与访,访父氏葬焉。果为刺史,著称宁益,自访以下三世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又《晋书·传》有善相墓者,言佑祖墓有帝王气,若凿之则无后。佑遂凿之,相者见曰:犹出折臂三公。而佑竟堕马折臂,位至三公而无子。

像上述朝野崇信风水的事例,《古今图书集成·堪舆名流列传》里记载了许多,民间对阴宅风水信念的情况,就可见一斑了。

 

第二节  《葬书·原著》的主要内容

 

郭璞《葬书·原著》说:“葬者(阴宅),藏也,乘生气也。” 杨益风水的主旨就是乘生气。

什么是生气呢?《葬书·原著》说:“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谓之生气。”又说:“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又说:“五土四备,土者气之母,有土斯有气。气者,水之母,有气斯有水。”又云“土行气行,物因以生。”

这就说明了生气是阴阳气,它是发生、发展、运动变化(行乎)于地(球)中,噫噎出来就成为风,上升太空即为云,降下来就是雨。

它的素质是“五土四备”,所谓五土,是古人把所有元素(包括没有发现的在内),归纳为金、木、水、火、土五类(五土),在时间上,是春夏秋冬四季恒有。在空间上,是东南西北四方(四备)普遍存在。因而它的内在对立面是土和水(土生气,气生水),即是其它元素和水。它的功能是“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即运动变化于地(球)中发而产生世界万物,即地球世界的万物都是生气所生的,地球世界,就是生气的世界。

生万物的过程是元素发生变化(土行),生气随之发生变化(气行),世界万物就因此而产生(物因以生)。

这就是所谓生气比较完整的概念。

如何乘生气呢?

首先就是通过勘察手段以理解生气的发生、发展、运动变化情况,采取必要的方法和措施,适当利用和改造生气为我(阴阳宅)服务。就是采取杨救贫风水的方法和措施(建筑工程)。

《葬书·原著》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因为水为生气所生,故而有水即表明生气旺盛。水源长流量大,与生气的旺盛是成正比的。藏风,不是社会“风水”先生所谓的蔽风,而是收藏内在生气不噫噎而成风。即《藏书·原著》说的“外藏八风”,使内在生气不从四面八方外噫。而“聚之使不散”。

对内气(内在条件,内因)的要求,《葬书·原著》说:“积止聚冲,阴和阳工。土厚水深,郁草茂林。土欲细而坚,润而不泽,裁肪切玉,备具五色(五类俱全,即所有元素)”……。对内气的主要意思是说俱备所需的所有元素,不要使其外噫而为风。内在其它元素和水趋于统一(积止、阴和)生物,而展开新的对立斗争(聚冲、阳工)以作用于阴阳宅。

对外气(外在条件、外因),《葬书·原著》说:“势如万马,自天而下;势如巨浪,重岭叠嶂;势如降龙,水绕云从。……”。“形如燕巢,形如侧垒,形如覆釜,形如植冠……。”以及“以水为朱雀(堂气即外气)者,衰旺系乎形应,忌乎湍急。源于生气,派于未盛,朝于大旺,泽于将衰,流于囚谢,以返不绝。法每一折,储而后泄,洋洋悠悠,顾我欲留,其来无源,其去无流。”《玉尺经》也说:“居于四维之地,或六秀之方,欲尖齐高耸,君子可以求官;低小方园,土庶亦应致富。”“沐浴本带桃花,悠扬清沏,女反贞贤”……。外气(堂气)除重于“势猛形昂,得水为上”外,尤重于自然景观。

《葬书·原著》还说:“外气所以聚内气,过水所以止来龙。”“外气横行,内气止生。”“外无以聚内,气散于地中。” “沐浴本带桃花,悠扬清沏,女反贞贤。”可见杨益风水在吉凶判断时不是先入为主,而是根据客观景观状况进行辨证论断。

 

第四章    科学与玄学分道扬镳

 

第一节 唐末杨益(公元840年-906年)授徒传术

李定信《中国风水发展简史》杨益,字筠松,号救贫(另有称号叔茂)。经考,杨公生于公元834年,卒于公元904年。杨公天资聪慧,少年悟性异常。公元854年,年方二十岁时登科第入仕为士。唐僖宗时,官至朝廷金紫光禄大夫,掌灵台地理,主管宫廷建筑、重要寺庙的规划布局,以及天象观察、皇族祭祀等职。公元875年黄巢兵起,880年京都长安陷落。为避兵祸,杨公私携御库秘籍《郭璞·葬书(禁中玉函秘书)》逃离长安。辗转奔波,南逃至虔州府辖崇贤里(今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境内),寄宿黄禅寺。始收徒讲学。杨公潜心二十余年,研究、发展、实践并传授堪舆秘术,匡真扬善,救贫扶弱,德艺双馨,声名鹊起,遐迩闻名,故能流芳千古,佳誉永驻。杨公70岁时病逝于虔州,葬虔州于中药口(今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宽田乡)。现今花岗石墓碑仍清晰可辨。《宋史·艺文志》、《人子须知》等著作中,均称杨公为今赣州人,此观点较为可靠。

风水理论著作方面:据《人子须知》载,杨公著书有:《疑龙经》、《撼龙经》、《画夹图》、《四大穴法》、《立锥赋》、《拔砂图》、《胎腹经》、《望龙经》、《倒杖法》九部;据《四库术数丛书·(九)》载杨公著书有,《疑龙经》、《撼龙经》、《葬法倒杖》、《青囊奥语》、《天玉经》五部;其它风水书中关于杨公风水理论著作的记载颇多。经考,最可靠为杨筠松所著的至少有《青囊奥语》、《天玉经》、《玉尺经》三部。

经考,今历史文化名城赣州市的自唐代以来的城市古建筑,如城墙、城门、寺庙、官府遗址、望族及地方侯吏府第等皆为杨公及嫡传徒裔根据杨公布局理论指导所建。今赣州市东南郊名山杨仙岭古寺乃杨公授徒讲学旧址。此外,今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广州现存的历史经典古建筑亦大多遵从杨公风水布局理论所建。

杨筠松在赣州对中国风水最大的贡献,就是完善了具有古代科学思想的,系统理论的,操作规范化的,可具体实践的郭(璞)杨(筠松)曾(文辿)古法风水术。创造了具有正针和缝针的中国罗盘。因而被历代中国风水界都尊称为风水宗师。

《四库全书·提要》、《江西通志》、《南安府志》、《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书录题解》、《宋史·艺文志》、《曾氏族谱》等著作对杨公事绩均有记载。

 

第二节    王伋(公元1007年-1073年)复活八宅而扬镳

 

自唐末赣州杨益秉承郭璞《葬书·原著》“葬乘生气”的主旨,创建了中国正统的,唯物辨证的,有系统理论的,可具体实践的,操作规范化的郭杨古法风水学以后,传至北宋(公元960年-1126年),王伋至闽中。复活八宅风水,开始萌发中国风水的二大派系,即所谓“江西之法和福建之法”。

据《处州府志》载:“伋字肇卿,一字孔彰,其先人祖讷,因议王璞金鸡历有差,众排之,贬居江西赣州……为之卜葬,遂有何太审,管枢密包制置、张建议者、出……范公纯仁拨之……”。按:范纯仁之父为范仲淹(公元937年-1053年)。

又据请·赵翼《陔余丛考》载:“一曰江西之法,肇于赣州杨筠松,曾文辿、赖大有、谢子逸辈,其为说主于形势(按:势为难、形次之,方又次之),原其所始即其所止以定向位。专指龙、穴、砂、水所配。一曰屋宇之法,始于闽中至宋王伋乃大行。其为说主于星卦,阳山阳向,阴山阴向,纯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克之理。”可见复活八宅风水的是王伋。

但是在闽南一带盛行的,仍然是郭杨古法风水。如长乐市所有的军乐队,在行丧礼时的喝彩呼赞语中所请神名,就是请杨公(筠松)和厉仙伯韶(南宋学者,杨公风水学正宗传人。)

据福建省长乐市金峰镇蓝田上陈村《陈氏族谱》载:“四世讳晓,生于宋真宗二年(公元1009年)得地师厉伯韶,改扦过溪三台山,坐坤向艮兼未丑……”。《前史》载:“祖知旦公得地师厉伯韶,主扦三台中埠为上陈,祖厅坐坤向艮兼未丑,门楼甲山庚向兼卯酉……”。(按:坤艮兼未丑是七十二龙已丑火穴。甲庚兼卯酉是七十二龙丁卯火穴,均属郭杨古法风水的“乙丙交而趋戌”火局。可证闽南大部古建筑仍为郭杨古法风水术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