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术的发生与发展

   (一)风水术的发生与发展
        “风水”一语,最早见于托名晋郭璞所作的《葬经》,其云:“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可见,风水本是古代相地术的两大要素,它的核心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古人迷信,认为人死灵魂不灭,因此死后的葬所,是生前住所的延伸和继续,因而居住环境又有阳宅和阴宅之分。风水的寻求,从根本上说是为满足人们避凶趋吉的心理需要。
风水术的发生与发展插图
          关于《葬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指出并非出自郭璞之手,而是“至宋始出”,很可能是宋代人的伪托。然而,我国风水的意识却产生很早。据现有资料推测,相地之法,大约起源于原始聚落的营建。在原始社会的早期,人类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群居生活,他们常常逐水草而迁徙,没有稳定的居所。到距今约六七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人类进入了母系氏族繁荣阶段,过上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于是开始了稳定的定居生活,由此而导致了择地的需求。仰韶文化的氏族村落,大都分布在河流两岸的黄土台地上。河流转弯或两河交汇的地方,更是当时人们喜居的地方。著名的西安半坡村遗址,就座落在一块面临浐河的凸地上,其房舍具有近水向阳的特点,且四周有壕沟,可防敌害,是一处理想的居所。这说明当时人们已较重视聚落的选址。
          到了殷周时期,已经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相地活动。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大量的关于建筑的卜辞,如作邑、作案、作宗庙、作宫室、作塘等等。周人的几次迁都和营建新邑,更是经过反复卜问和勘察。如周人祖先公刘率众由邰迁豳,他亲自勘察宅茔“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译文“看了平原又上山,山南山北堪察忙,查明水源和流向”)(《诗经·大雅·公刘》)他的后人古公亶父又迁居于岐山足下的周原,这里近水而又不被水淹,通气而又不遭风灾,周人便在此营建城廓并开始发达起来。周灭商后,为了镇抚东方,开始营建东都洛邑。在建洛邑之前,亦反复堪察卜问而后定。《尚书·周书·诏诰》详细记载了此次定都的具体过程:“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出。越三日,戊申,太保朝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这段话白译为:“二月中旬,乙未这天,周成王早晨从镐京出发,到了丰。太保召公在周公之前,到洛地勘察宫室宗庙的基地。到了六月初三,新月露出光辉。又过了三日,到戊申这一天,太保召公于早晨到了洛地,占卜公室宗庙的基地,结果一卜得吉,便立即开始了测量营建洛邑的工作。”……
          由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早在殷周之际,我们智慧的先人对房屋座落的方向及周围的居住环境,就已经留心考察。至于一国之都邑,更是慎重其事,绝不会随便找个地方就营建起来。这可以说是风水术的孕育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思想战线呈现出空前的活跃,儒、法、道、墨、阴阳、八卦、五行等各种学说和主张争奇斗艳,互相诘辩,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战国七雄争霸,封建割据,竞相筑城,掀起了城市建设高潮。这个时期出现的《考工记》、《管子》、《周礼》等著作,总结了城市建设的经验,制订和提出了建国(都城)与营国制度,以及城市的选址理论。这些成果为风水术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秦汉时期是风水术的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大规模的宫室营建为风水术的形成造成了物质前提;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孟喜、京房等人的易学理论为风水以及一切术数提供了理论与方法。特别是东汉神学思潮使得建筑中各种禁忌与迷信越发盛行,如“起宅盖房必择日”,“太岁头上不能动土”已成为阳宅建筑中应遵循的重要规则。此时,阴宅风水理论也在渐渐形成,“死人归阴,生人归阳”的认识,葬人不仅要选择风水宝地,而且要选择良辰吉日的观念,已经普遍存在,成为风水术的重要内容。司马迁的《史记·日者传》将堪舆家列为孝武帝时的许多占卜家流派之一,而堪舆家就是后世的风水先生,他们几乎是专职的。
          与风水活动频繁的同时,秦汉时期还出现了一批有关风水的专著,如《堪舆金匮》、《宫宅地形》、《周公卜宅经》、《图宅术》、《大衍元基》、《葬历》等等。这表明,秦汉时期风水术已经完成了从实践到理论的形成过程。因而,也可以称为风水学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风水学迅猛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政治黑暗,战乱频繁,人们普遍感到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于是,风水观念趁虚而入,从民间渗透进高层文化圈,并被许多人所接受。如三国时著名的魏国方士管辂,以占筮、相术著称于世,也能相墓,据说他随军西行经过魏将母丘俭的墓,曾“倚树哀吟”,人问其故,他说:“树木虽茂,无形可久,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已备,法当死族。”后“不过二载,其应至矣。”管辂此人,后世风水先生甚为推崇,很多风水书籍托名于他。又如晋代陶渊明的祖父陶侃,李白很欣赏的襄阳太守羊祜都是很相信风水的。陶侃曾听信相墓人的话,葬己父于卧牛地。羊祜信相墓方士的话,怕自己的祖墓有帝王之气遭皇帝猜忌惹祸,派人凿去风水。这一时期,南北文化和外来文化处于大融汇状态,玄学的兴盛和山水美学的发展,把风水学理论又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风水学著作,其中魏管辂的《管氏地理指蒙》,南北朝王征的       《黄帝宅经》等,是风水学中较重要的著述。
   综上所述,风水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和其它文化现象一样,首先发生、形成、发展于中原地区。隋唐以前,它也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两岸地区,尚没有传播到现在的客家地区。
   (二)客家先民的南迁与风水术进入赣南
          风水术是何时传播到客家地区的?这与客家先民的南迁直接相关。
          在本书“历史篇”中,我们已经阐明,唐朝中后期至五代,由于北方战乱不休,造成了客家先民的大批南迁并进入客家地区。
          客家先民的南迁,必然带来北方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传统文化,因此 ,也就在这一时期,风水术悄然流入了客家地区。
          从客家地区风水术士们世代相传的口碑资料中,我们知道,将风水术带入客家地区的主要是杨筠松。关于杨筠松其人其事,《唐书》无传,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其名氏,《宋史·艺文志》则称为杨救贫,亦不详其始末,惟术家口耳相传和方志的零星记载。如清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二十六“方伎志”云:“杨益,字筠松,窦州人,官金紫光禄大夫,掌灵台地理事。黄巢破京城,益窃秘方中禁术,与仆都监自长安奔虔化怀德乡。爱其山水,遂家焉。以其术授曾文辿,刘广东(应为刘江东——笔者)诸徒,世称救贫仙人。卒葬雩都寒信峡药口坝,今呼为杨公坝。著有《青襄》、《疑龙撼龙》、《穴法》、《倒杖》诸书传世。”
          类似的记载还见于《江西通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籍中。
          由上述资料可知,杨筠松属唐末避乱南迁的客家先民。他由长安来到赣南以后,便在这里居住下来,寻龙追脉,从事风水术的实践活动,并授徒传术,使风水术在赣南播延开来。
          唐时,虔州(今赣州)领赣县、虔化、雩都、南康、大庾、信丰、安远等七县,杨筠松操风水术足迹遍及各县。今天赣州市沙河乡的杨仙岭,于都县宽田乡的杨公坝,兴国县梅窖乡的三寮,瑞金县叶坪乡的观音岭,寻乌县南桥乡的青龙洞等等,都留下了关于杨救贫的遗迹和传说故事。这些传说,妇孺皆知,有口皆碑,令人津津乐道。一般人不知道杨筠松这个名字,杨救贫却名闻遐迩,几乎无人不晓。
          杨筠松继承和发展了风水术中的形法理论,创立了江西形势派(实际上是赣南派)。其理论的特点是主形势,定向位,强调龙、穴、砂、水的配合。实质上就是因地制宜,因形选择,观察来龙去脉,追求优美意境,特别看重分析地表、地势、地场、地气、土壤及方向,尽可能使宅基于山灵水秀之处。相传杨筠松阐发形法理论的著作有《正龙子经》、《疑龙经》、《撼龙经》、《黑囊经》、《青囊奥语》、《葬法十二杖》等。但据专家学者们考证,“杨筠松本人创作的风水著作并不很多,《宋史·艺文志》载有杨救贫《正龙子经》一卷,现似乎已失传。后世托名杨筠松所作的风水著作甚多,都不可信。因为据《江西通志》引《安志》云,江西派初起时,杨曾等人并不著文字,只稍有口诀而已。所以,杨筠松的主要活动是传业授徒。”他的主要弟子有曾文辿,刘江东,二人均为今于都人,方志中有记载:
          “曾文辿,居会同里同口。师事杨筠松,熟究天文、谶纬、黄庭、内经诸书,尤精地理。梁贞明间,游袁州万载,爱其县北西山之胜,谓其徒曰:死葬我于此,卒如其言。……著有《寻龙记》上下篇行世。”
          “刘江东,上牢人。杨筠松避黄巢之乱来虔州,江东与同邑曾文辿师事之,得其术。”
   自从杨筠松在赣南授业传徒之后,风水术士就成为客家地区世代相传的职业,杨筠松也因此成了历代风水术士共同尊奉的祖师。
       从客家地区风水术士们世代相传的口碑资料中,我们知道,将风水术带入客家地区的主要是杨筠松。关于杨筠松其人其事,《唐书》无传,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其名氏,《宋史·艺文志》则称为杨救贫,亦不详其始末,惟术家口耳相传和方志的零星记载。如清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二十六“方伎志”云:“杨益,字筠松,窦州人,官金紫光禄大夫,掌灵台地理事。黄巢破京城,益窃秘方中禁术,与仆都监自长安奔虔化怀德乡。爱其山水,遂家焉。以其术授曾文辿,刘广东(应为刘江东——笔者)诸徒,世称救贫仙人。卒葬雩都寒信峡药口坝,今呼为杨公坝。著有《青襄》、《疑龙撼龙》、《穴法》、《倒杖》诸书传世。”
         类似的记载还见于《江西通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籍中。
         由上述资料可知,杨筠松属唐末避乱南迁的客家先民。他由长安来到赣南以后,便在这里居住下来,寻龙追脉,从事风水术的实践活动,并授徒传术,使风水术在赣南播延开来。
         唐时,虔州(今赣州)领赣县、虔化、雩都、南康、大庾、信丰、安远等七县,杨筠松操风水术足迹遍及各县。今天赣州市沙河乡的杨仙岭,于都县宽田乡的杨公坝,兴国县梅窖乡的三寮,瑞金县叶坪乡的观音岭,寻乌县南桥乡的青龙洞等等,都留下了关于杨救贫的遗迹和传说故事。这些传说,妇孺皆知,有口皆碑,令人津津乐道。一般人不知道杨筠松这个名字,杨救贫却名闻遐迩,几乎无人不晓。
          杨筠松继承和发展了风水术中的形法理论,创立了江西形势派(实际上是赣南派)。其理论的特点是主形势,定向位,强调龙、穴、砂、水的配合。实质上就是因地制宜,因形选择,观察来龙去脉,追求优美意境,特别看重分析地表、地势、地场、地气、土壤及方向,尽可能使宅基于山灵水秀之处。相传杨筠松阐发形法理论的著作有《正龙子经》、《疑龙经》、《撼龙经》、《黑囊经》、《青囊奥语》、《葬法十二杖》等。但据专家学者们考证,“杨筠松本人创作的风水著作并不很多,《宋史·艺文志》载有杨救贫《正龙子经》一卷,现似乎已失传。后世托名杨筠松所作的风水著作甚多,都不可信。因为据《江西通志》引《安志》云,江西派初起时,杨曾等人并不著文字,只稍有口诀而已。所以,杨筠松的主要活动是传业授徒。”他的主要弟子有曾文辿,刘江东,二人均为今于都人,方志中有记载:
   “曾文辿,居会同里同口。师事杨筠松,熟究天文、谶纬、黄庭、内经诸书,尤精地理。梁贞明间,游袁州万载,爱其县北西山之胜,谓其徒曰:死葬我于此,卒如其言。……著有《寻龙记》上下篇行世。”
          “刘江东,上牢人。杨筠松避黄巢之乱来虔州,江东与同邑曾文辿师事之,得其术。”
          自从杨筠松在赣南授业传徒之后,风水术士就成为客家地区世代相传的职业,杨筠松也因此成了历代风水术士共同尊奉的祖师。
   (三)客家民系的形成发展与形势派风水术的兴盛播衍。
         两宋时期,随着客家民系的孕育形成,一些客家文化事象也逐渐形成。也就在这一时期,形势派风水术大大兴盛起来。其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一时期信奉风水术的人越来越多。关于这一点,由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风水等方伎术数一直被正统的高层文化人士所轻视,正史中极少记载有关的情况,以致我们今天很难从正史或其它史志中找到有关材料。但宋代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有云:“江西有风水之学,往往人能道之。”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江西赣南等地风水术兴盛之一斑。
         其次,这一时期赣南等地风水术名流辈出,这些风水术士不仅在本地看风水,而且声名远播,被请去外地看风水。如:
           “廖瑀,字伯禹。……宋初,以茂异荐,不第,精研父三传堪舆术。卜居金精山,自称金精山人。著有《怀玉经》。尝为饶州许氏卜宅,曰:后世子孙当有为吾州守者。建炎四年,许氏子中知虔州,忆瑀遗言,遣使致祭,为立碑记。”
           “谢世南,廖瑀子婿,亲受廖瑀术。传子永锡。游公卿间,官至武功大夫。……及卒,侍郎廖彦铭其墓,博士米芾书丹,人以为二绝。”
           “赖文俊,字太素,宋时人。精地理,人呼赖布衣。著《催官篇》,以天星阐龙穴砂水秘,至今传诵。”赖文俊是宁都人,曾文辿之婿,为江西派的第三代传人。他浪迹江湖,以“先知山人”的别号在福建相地,有很名气。
           另外,《古今图书集成·堪舆部》列传的宋时江西派名流尚有刘潜、傅伯通、邹宽等人。他们在风水术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很有成就。刘潜为南康人,著有《地理诸说》行世。傅伯通师从廖瑀,其术颇精,闻达于朝廷。宋室南迁后,傅伯通奉诏去相看杭州是否适合做都城。他相看后上表说,杭州过去虽然曾经称雄,实际上无论从形势或局面来看都是弱小的,只适宜做一方巨镇,而不能做百祀的京畿。否则,皇帝来此驻跸只能维持偏安局面,在此建都则难奄九有。这份奏表呈上后,南宋朝廷乃升杭州为临安府而称为行在,南宋最后竟偏安于此。邹宽与傅伯通同师廖瑀,深得推崇。他曾为汪伯彦卜地葬亲,因为墓地卜选得好,汪伯彦果然于丁未年拜相。他还借谈堪舆寄信劝说汪伯彦抗金,但不果。
          第三、这一时期形势派风水学理论著作大量涌现。综合各种资料,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除上述廖瑀的《怀玉经》、赖文俊的《催官篇》和刘潜的《地理诸说》外,尚有:黄妙的《博山篇》;廖瑀的《九星穴法》、《十六葬法》、《鳌极精金》;谢和卿的《神宝经》、《天宝经》;刘见道的《承生秘宝经》;孙泊刚的《琼林国宝经》;胡矮仙的《三十六穴图至宝经》;以及托名杨筠松的《撼龙经》和《疑龙经》,二书中对山龙、脉络、形势的论述,典型地反映出形法派风水术的特色。
           北宋后期至南宋,是客家民系形成后的第一次发展时期。客家人由于自身的发展繁衍,原居地已不足生计,于是由赣南东北部、中部向西南部发展;由闽西的西北部、中部向闽西纵深和闽西南部发展。这两股势力并推进到了粤东和粤北。
           随着客家民系的发展,形势派风水术也迅速向广大客家地区播延。到南宋时,并从中衍生出一个新的流派——理法派。理法派风水术“纯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克之理,”即以八卦、十二支、天星、五行为四纲,讲究方位;特别是重视罗盘定向,阳山阳向,阴山阴向,不相乖错,以定生克。
           理法派由王伋等人创立。王伋为南宋时江西赣州人,他因科举失利,弃家浪游江湖,后居福建建瓯,利用其风水术使其迁居地出了何太宰诸人,因此声名大振,其所用的风水术遂被称之为福建派。
           由上可知,王伋本身系客家人,他后来移居的福建建瓯,即今福建建宁,也属客家杂居地,因此,很可能王伋的风水术当时也主要在客家人中流行。加上王伋所用的“纯取五星八卦”之法,原本就是江西派的传统方法;还有,宋元时期的理法派著作亦多为江西人所作。所有这些,足以证明,理法派实际上也源自于赣南风水术士,它的产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形势派风水术的兴盛与发展。
           明清时期,是客家民系的进一步发展时期。此时,风水活动已经成为一种风俗普及于赣闽粤广大客家地区,风水观念则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深深浸透于人们的心灵之中。表现之一是:这一时期各地遍建风水塔,人们相信这可以祈福消灾。如在河流的转弯处或交汇处建水口塔以镇水患;在城镇附近的山上建文峰塔以祈文教昌盛,科宦发达等等。表现之二是:风水思想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而具有约束力。如清代宁都直隶州府曾明令禁止庶民在莲花山挖煤、烧石灰,原因是:“莲花山系州城发脉之处,”在此挖煤烧石灰,就会破坏“州县龙脉”,应即予究治。表现之三是:葬俗上停柩不葬和坟墓屡迁不厌之风越来越严重。如乾隆《嘉应州志》卷一“舆地部·风俗”云:“葬惑于风水之说,有数十年不葬者。葬数年必启视,洗骸,贮以瓦罐,至数百年远祖,犹为洗视。或屡经起迁,遗骸残蚀,止余数片,仍转徙不已。甚且听信堪舆,营谋吉穴,侵扩盗葬,构讼兴狱破产,以争尺壤。俗之愚陋,莫丧葬为甚。”同治《雩都县志》卷五“民俗”也载:“停柩不葬有至数年、十数年,甚而数十年者。其因有二:一由南方地湿,惧水蚁之为害,择地无吉或不敢葬;一由俗倘侈靡,亲死以散帛广至客为多能,惧丧无费或虑居隘而不葬。”这一陋习也盛行于闽西,如民国《长汀县志》“礼俗志”载:“汀俗葬亲迷信风水,寄葬择地久而不决,甚有延至数十年,子孙俱逝而棺骸未归茔穴。此尤悖礼败俗,亟应革除者也。”总之,这一时期风水术在客家地区普及、深入人心的同时,也越来越走向迷信化,大有“风水人间不可无,全凭阴德两相扶”的趋势。
           明清时期,客家地区风水术的另一发展变化是形势派和理法派出现了合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如前所述的理法派本身源自于赣南风水术士,与形势派之间相容之处颇多。另一方面是由于宋末元初蒙古人的南侵,迫使赣南和闽西客家人更大规模地往粤东粤北迁徙,由此势必把主要流行于赣南的形势派风水术和主要流行于闽西闽中的理法派风水术带入上述地区。明清时期,梅州已成为客家人的第二块根据地,此地人文渊薮,达到了与赣南闽西同等的程度。因此,很可能就在此时形势派与理法派完成了合流的过程。此后至今,客家地区的风水术士是既操罗盘以定向位,又重视龙穴砂水的配合,再也没有什么形势派和理法派的区别了。
         明清时期,是客家民系的进一步发展时期。此时,风水活动已经成为一种风俗普及于赣闽粤广大客家地区,风水观念则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深深浸透于人们的心灵之中。表现之一是:这一时期各地遍建风水塔,人们相信这可以祈福消灾。如在河流的转弯处或交汇处建水口塔以镇水患;在城镇附近的山上建文峰塔以祈文教昌盛,科宦发达等等。表现之二是:风水思想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而具有约束力。如清代宁都直隶州府曾明令禁止庶民在莲花山挖煤、烧石灰,原因是:“莲花山系州城发脉之处,”在此挖煤烧石灰,就会破坏“州县龙脉”,应即予究治。表现之三是:葬俗上停柩不葬和坟墓屡迁不厌之风越来越严重。如乾隆《嘉应州志》卷一“舆地部·风俗”云:“葬惑于风水之说,有数十年不葬者。葬数年必启视,洗骸,贮以瓦罐,至数百年远祖,犹为洗视。或屡经起迁,遗骸残蚀,止余数片,仍转徙不已。甚且听信堪舆,营谋吉穴,侵扩盗葬,构讼兴狱破产,以争尺壤。俗之愚陋,莫丧葬为甚。”同治《雩都县志》卷五“民俗”也载:“停柩不葬有至数年、十数年,甚而数十年者。其因有二:一由南方地湿,惧水蚁之为害,择地无吉或不敢葬;一由俗倘侈靡,亲死以散帛广至客为多能,惧丧无费或虑居隘而不葬。”这一陋习也盛行于闽西,如民国《长汀县志》“礼俗志”载:“汀俗葬亲迷信风水,寄葬择地久而不决,甚有延至数十年,子孙俱逝而棺骸未归茔穴。此尤悖礼败俗,亟应革除者也。”总之,这一时期风水术在客家地区普及、深入人心的同时,也越来越走向迷信化,大有“风水人间不可无,全凭阴德两相扶”的趋势。
           明清时期,客家地区风水术的另一发展变化是形势派和理法派出现了合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如前所述的理法派本身源自于赣南风水术士,与形势派之间相容之处颇多。另一方面是由于宋末元初蒙古人的南侵,迫使赣南和闽西客家人更大规模地往粤东粤北迁徙,由此势必把主要流行于赣南的形势派风水术和主要流行于闽西闽中的理法派风水术带入上述地区。明清时期,梅州已成为客家人的第二块根据地,此地人文渊薮,达到了与赣南闽西同等的程度。因此,很可能就在此时形势派与理法派完成了合流的过程。此后至今,客家地区的风水术士是既操罗盘以定向位,又重视龙穴砂水的配合,再也没有什么形势派和理法派的区别了。